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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政治化宗族
從邊緣看中央一直是關於文明的人類學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宗族是明朝時期中央王朝正式向民間推行的一套教化制度，而它在地方上如何被予以實踐一直是學界關心的主題。在漢人地區，有人認為它是宗法制度的庶民化，滿足了地方社會敬宗收族維持社會等級秩序的需要，有人則認為宗族經過幾世分化，往往以“股份公司”的方式來運作，成為地方上管理財富和控制財產的一種重要方式。而當它遠播到邊緣地區時，卻會結合當地的文化進行所謂“本土化”實踐，在中國西南的苗族社會，以及越南，都存在著這樣的情況。而在朝鮮，這種文明化的過程則呈現出它自身的特徵。
弗裏德曼的中國宗族研究，曾經抱有一個很大的雄心，那就是從宗族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文明的整體是怎樣建構的。但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後來對他進行批評的學者都沒有很好地完成這一點。宗族制度的從上至下性，以及宗族自身對地方社會的建構，對皇權的約制，都沒有得到很全面的討論。個中原因，中國的宗族往往在跨越較大地域之後就會出現關係鬆散的危機，缺乏相互間的密切聯繫，無法從整體上形成一個連續體恐怕是一個關鍵要素。而韓國的宗族卻具有明顯的跨地域特徵，族源地、遷徙地與首都的分支，雖然相距一定距離，但並沒有因此而失去聯繫。相反，通過京派、在地派與鄉派宗族分支的相互關係，通過宗族來研究從上到下的一體化便成為可能。而金光億的《文化的政治與地域社會的權力構造：安東與安東金氏》（以下簡稱《安東金氏》）則明顯帶有這一試圖從整體上討論宗族社會及其政治特徵的目的。
朝鮮社會在朝鮮王朝的等級鮮明，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地方宗族化的一個重要背景。與中國的中央王朝需要強化相對鬆弛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同，在朝鮮的宗族化之前，地方大族就代表國家以兩班的身份對民間進行了控制。因此，中國的宗族化往往發生在鄉村或市鎮，並由鄉民們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生成，而朝鮮往往是由兩班貴族把原來的豪門大族改造成宗族形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本身已經不是主要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圍繞著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的聯盟與競爭問題，而這也使得韓國宗族本身帶有了很強的政治色彩。這一點，對於理解韓國社會當代的一些社會面相，比如社會的緊張感，等級關係的嚴肅性等等，都依然具有意義。
宗族：一種文明化的建構過程
民間的宗族化不僅發生在華夏文明的內部，處在邊緣區域的非華夏文明同樣也受到了宗族化的影響。對於文明邊緣的社會而言，接受宗族化的過程，往往意味著整個社會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造。首先，宗族觀念是儒家禮儀思想在血緣與家庭關係上的表述，接受宗族觀念首先就需要承認儒家的學術思想為根本的行為準則；其次，宗族需要具有一定規模的親緣群體，他們毗鄰而居，具備了一定的血緣共同體形態；第三，宗族意味著男性世系群開始成為該親緣群體構建群體關係的唯一原則，女性世系受到排斥；第四，宗族需要有一個超越現實生活的親屬譜系的建構，創建關於某個始祖的集體記憶，並為之建立相應的祭祀空間，定期舉行紀念性的儀式，培養成員同族共祖的認同；第五，在創建這些公共空間的時候，宗族就需要與一定的地方相關聯，長期佔據某個地方的土地或作物資源，形成經年日久的“家鄉”情結，為流落到其他地方的宗族成員創造“尋根”的意識。
就以上這些宗族化的根本問題，《安東金氏》都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分析。李氏朝鮮廢佛興儒。十五世紀後期，隨著儒家力量進入到朝廷的核心部門且權力越來越大，廢佛興儒的趨勢就越來越難以阻擋。在朝鮮建國和以儒家立國的過程當中，那些曾經協助過中央建立功勳的地方大族成為最早接受宗族思想，並著手對自己的家族進行改造的主力軍。這些大族在高麗時代就已經雄踞各方，把持了地方的行政與經濟權力，並通過相互聯姻建構起嚴密的社會網路。而在宗族化過程中，朝鮮的親屬觀念與性別觀念經歷了較大的變革，男性世系獲得了法統的地位，女性世系則從制度上遭到了排斥。
不過，對於宗族的建構來說，最為重要的實踐，仍然是族譜的重新編修與宗族公共祭祀空間的建立，而這兩者都與“始祖”概念重要性的提升密切相關。宗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以一種“萬身而一心、千里而一室，且將千世如一日”的觀念，來消弭族內各個分支之間的異質性，而建構一種雖千百世、萬千枝依然是同根同源的想像與信仰。“始祖”對於地域性宗族非常重要，而始祖的確立，也有一個從非宗族到宗族時代重新發現的過程。安樂金氏奉協助王建建立高麗王國的金宣平為始祖，但到朝鮮時代建構宗族之際，金宣平已逝去五六百年，無人知其下葬之所。到朝鮮中葉，安東金氏的一位後人金時彥歷經多年，遍訪安東周邊的名山，查找祖先的墳塚，最後終於在一六六六年根據某個山谷中村莊兒童的歌謠而確定了金宣平墳址的所在地，率領族人對該墳重新進行了修飾與整理，並確立了定期進行墓祭的制度。族人在一七一九至一七二一這三年期間將安東金氏的族譜編修成冊，是為乙亥譜。此後近四百年中，該族譜經歷了七次大規模的重修。金先生敏銳地指出，族譜的重修往往意味著當代人根據權力關係與世系原則進行鬥爭，哪些人能上譜，哪些人居於重要位置，都會產生權力關係。族譜既是合族認同的憑藉，也是族內分化的一個尺度。
朝鮮社會的身份等級界限明顯，一般能夠建構宗族的姓氏都屬於官僚階層的兩班集團。他們都享受國家賜予的山林田地，免交賦稅，並可以收納奴婢來伺候家人。不過，由於朝鮮半島地理面積狹小，資源有限，各個宗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競爭，再加上圍繞著國家的政權鬥爭形成了老論、小論、南人與北人等四個派系，宗族交織摻雜在這些政治派系之間，形成了各種相互抗衡的動態結構。這就使得宗族在地方上帶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功能，這種功能對宗族的意義要明顯強於經濟功能。在這一點上，按照弗裏德曼以及科大衛（
David Faure）的理論，都明顯不同於中國華南的宗族。
韓國宗族的政治文化
朝鮮的宗族化過程大多數由兩班集團來加以完成，因此其宗族自身都帶有官僚集團的色彩，政治上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不過，在《安東金氏》一書中，金光億卻為我們呈現出了不同層次的宗族政治分野，使得我們看到了交織在不同關係層面中的權力構造與相互的鬥爭。
由於金氏宗族原本為安東地區的豪強大族，因此在宗族內部，經過若干代的分化之後，形成了不同的房支。一些成員留在安東，成為安東世居族人；有一些成員則外遷至別處，在其他地方上繁衍成大規模的家族，但他們保留了家族的本貫，依然認同自己為安東金氏成員；更有少數的政治精英人物，他們入仕進入中樞，到了京城生活，並在京城發展出安東金氏的支脈，這些宗族成員被稱作“京派”。於是，由於韓國宗族非常重視對本貫的保留，從最簡單的結構劃分，他們可以劃分為“鄉派”“在地士族”和“京派”。
在朝鮮王朝接受了儒家思想之後，通過接受了正統儒學教育的士大夫們治理社會便成為士人與國家的共同理想，而這也使得地方上的宗族內部出現了所謂戶長、吏族與士族的分化。從高麗時代開始，朝鮮地方大族就以戶長制度的方式控制了地方的行政權力，他們扶持自己家族內部成員當上地方官衙的吏胥，管理地方事務，不允許外人插手。在朝鮮時代，即便是中央派去地方的官員，由於在當地任職時間只有一年，且無親朋故舊支持，在諸多方面都不得不依靠戶長的支撐。因此，戶長與吏族構成地方政治結構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們往往也由同一個家族的裂變組織所構成。不過，由於儒學思想的影響，以學問修煉為標準，強調德行善舉，批評貪腐的士人也從這些大族中滋長起來，他們與同宗的吏族，甚至戶長之間存在著既為親戚，又相互對立的政治關係。士族通過建立鄉校和書院，教書育人，並傳遞他們的道德理想，培養出很多志同道合的學子，對吏族加以監督。這樣，同一個宗族當中就分化為多維度的政治力量。在地方上，血緣關係較近的親族分為戶長、吏族與士族，他們彼此聯合又相互對立。在全國範圍內，血緣關係較遠的親族又分為落鄉派、外鄉派和京派。他們雖然都認同自己為安東金氏，尊奉同一個始祖，不過他們也會在宗族事務當中產生彼此既聯合又緊張的關係。
除了宗族內部之間會存在政治競爭之外，在地方上更重要的政治鬥爭來自宗族與宗族之間。勢力比較強大的宗族往往會為爭奪地方上的控制權，爭奪更為重要的象徵性符號而形成對立。他們彼此又會以聯姻的方式與其他宗族形成聯盟，以增強自己的實力。在安東，宗族鬥爭主要發生在高麗初期被封為太師的金氏與權氏兩大宗族之間。最明顯的實例就是兩姓之間為始祖靈位在太師廟中擺放的位置展開的鬥爭。太師廟在國家的推動下，不僅成為權、金、張三氏的家廟，而且還成為安東地方士林共同頂禮膜拜的象徵，這樣，太師廟中靈位的位置就成為當世宗族在安東更有影響力的影射。金氏認為，在協助王建的過程中，金宣平的功勞最大，所以其靈位應當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權氏卻擅自變動了三個祖靈的位置。雖然權氏此舉引起了金氏以及地方士族的不滿，但權氏憑藉其地方的政治勢力，依然不為所動。金氏無奈，只好向朝廷發起訴訟，要求權氏挪位。經過長達一百五十年的訴訟，才由朝鮮王室裁定權氏僭越，歸還金氏正位。
宗族掌握了地方上的行政權力與經濟權利，並建立起龐大的通婚關係網絡，這些都讓他們在地方上的統治帶有很強的自治色彩。而按照朝鮮的官僚制度，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官員都不能回到原籍，且不能長期任職，於是這些官員對於任職地來說都是“外人”。對於以農耕為主的社會來說，主要經濟來源要依靠土地、林田和人口，這些資源往往都掌握在地方宗族手中，他們具有豢養胥吏的能力，從而將行政權牢牢地控制在他們手中。國家對於這種狀況，也往往無可奈何，只要該地照常繳納規定的賦稅，表達對國王的忠誠，他們也就樂於維持既定的局面。
但是，國家依然是各個宗族獲得政治身份與支持的重要來源。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宗族可以通過對國家表達忠誠與節操，來獲得國王的認可與嘉獎，從而在地方的官員儒生當中獲得巨大的聲望，成為各個宗族的楷模；另一方面，由於朝鮮宗族實行了嚴格的宗子制度，像弗裏德曼所講的中國可憑經濟上的成就而建立祭祀分支的情況是很少發生的，那些優秀的庶子或非長子要建立自己的家支就主要是通過國家來加以實現的。譬如在學問上有很高的建樹，或者在為官過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李氏王室就可以賜他“不遷位”的身份，這就意味著他的子孫可以他為始祖，建立宗族中的分支派別。
以上只是勾勒出了朝鮮宗族所處的政治結構的一個大框架，限於篇幅，其他的一些重要內容無法詳細描述與分析。比如士族所建立的諸多書院成為地方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宗族與士族通過儒林葬、書院的祭祀、博約會、淡水會等方式分化交織，構成政治派別或同盟。此外，宗族成員可能會捲入到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當中，中央對他們的懲罰可能導致整個宗族陷入瀕臨瓦解的邊緣，即便最後扭轉形勢，也會對宗族成員的政治立場與觀念造成極大影響。總之，朝鮮這樣的豪族型宗族從其起源、組織方式、經營觀念都帶有某種政治性，從宗族內部到地方乃至中央都構成了宗族政治化運作的架構，這種架構下產生的文化對於進入當代社會的韓國依然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影響。而這種家鄉、地方分支與京派的宗族結構，讓我們看到韓國社會圍繞宗族所建構的連續性整體，他們對下到鄉村，上到王權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當代的宗族政治：地方選舉
在宗族文化的現代變遷方面，韓國與中國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就是韓國的宗族沒有受到國家的強制打壓。即便是樸正熙執政時期，他所推行的“新村運動”雖然破壞了一些傳統建築與儀式，但宗族作為一種組織形態大致保持了其連續性。雖然城市化與工業化運動使得大量人口集中到了首爾、釜山等大都市，個體化的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宗族形態及其運作卻一直按照適應當代變遷的方式進行調整。
從安東、忠清道、京畿道等各個地方出生的安東金氏彙集到首爾之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形成了所謂的東大門派與南大門派兩大派別。東大門派延續傳統的形式，組織了中央花樹會，而南大門派則組建了安東金氏大宗會。前者以安東等地方出身的宗族成員為主，後者則是首爾地區的宗族成員，兩者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造成宗族組織實際的分裂。到了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宗族長者與權威人物的多次斡旋和籌備下，兩個組織終於同意通過協商合併到一起，在安東市政廳召開了第一屆大宗中的統合大會，全國各道市總共三千名宗族代表參加，正式成立了統一的全宗族性現代組織，就人員安排、職責範圍、事務分配等進行商議與決定。這個組織負責聯絡宗族成員，整理編修族譜，發佈宗族會報，組織安東金氏的研究會，安排每年的重大祭祀活動，而且還設立宗族內部的獎學金，資助本族優秀學子繼續深造。
安東金氏兩大派別的合併，是他們各派之間相互協調矛盾的結果。但這樣的妥協並不是每個宗族都能實現的。筆者所調查的光山金氏，就存在著兩大組織之間的矛盾而至今未能和解。一個組織是大宗會，它與光山金氏的大宗中一樣，負責宗族的當代事務，比如同族人的相互聚餐、聯誼、運動會、獎學金，以及安排宗族年會的召開等等。而大宗中則負責宗族的歷史事務，主要包括每年在平彰裏的祭祀和族譜的編修。兩個組織之間雖然存在人員的交往，但相互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張，這實際上反映了宗族各派在歷史上的分割，以及認同上的差異在進入都市生活之後的延續與放大。
同樣，在安東地區，傳統的家族政治依然依附于現代民主政治而在不斷進行著再生產。在《安東金氏》當中，金光億著重考察了安東從一九四九到二○○八年之間的國會議員選舉和安東市長選舉的漫長政治歷程。他發現，傳統上交替掌握著安東地區的金氏與權氏兩家，依然是當選頻率最高的宗族。現代的政治選舉，儘管受到黨派利益的很大影響，但在安東地區，候選人的“安東”特性變得極為重要。即便某位候選者能力超群，且提出了令民眾心動的選舉口號，但只要他不能代表安東，那麼他的當選“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於是，在選舉中最能代表安東的，就是安東出生，且具有強大家族背景支援的人。在選舉的過程中，既存在金氏與權氏相互之間的鬥爭，也存在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其他地區和黨派的人。因此，在當選者當中，就有安東金氏的德高望重的長者，他不代表任何黨派，但在安東具有較高的聲望。還有一位來自權氏的留學歸國人員，他具有現代政治理念，組建了自己的政黨，同時又對不同家族的成員都表現出謙虛親近的態度，這使得不僅權氏宗族的成員支持他當選，包括金氏在內的其他安東宗族成員也對他表示支持。於是這位權氏獲得了三次連任。
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毫無疑問是傳統文化的力量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韓國的民主化程度從樸正熙時代的軍事專制，經過全鬥煥、盧泰愚之後，民眾要求進行直選的呼聲經金泳三、金大中兩位總統得到了落實與實踐，但在地方上，這種所謂民主化的選舉方案實際上是排斥“外來者”的。地方的宗族力量與人員數量，在選舉政治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他們把歷史的記憶、共同體的塑造、對現代化的某些批評結合在宗族政治的當代運作當中，表達了宗族政治文化再生產的現代邏輯。當然，在宗族的祭祀活動中，這些在政治上居於重要位置的國家與地方領袖，也得到了宗族成員的肯定。在他們任職期間，也盡力為宗族的事務做出貢獻。政治文化是韓國宗族在中央與地方都非常明顯的特徵。
金光億這本《安東金氏》，以自己的家族為個案，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既是宗族成員，又是一位研究者，他既在其中，又與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的長時段研究告訴我們，宗族組織及其政治文化對於我們理解韓國的重要性。他不僅有歷史的梳理，而且有當代的觀察，並堅持認為，儘管韓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們依然看到人們在再生產他們的傳統，並不斷地與現代性進行商榷，這與“韓流”，以化妝品或者整容等為標誌的韓國形象給人帶來的現代感，甚至後現代感都有很大的不同。這個觀點，可供我們今天從事中國宗族研究的學者參考，如何在現代與歷史之間去理解中國宗族及其文化之根的意義，依然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田野調查與思考。
原文正式發表於《讀書》2016年06期，轉自微信公眾號“人類學乾坤”。
《文化的政治與地域社會的權力構造：安東與安東金氏》，金光億著，首爾大學出版文化院二〇一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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