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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祠堂的當代文化價值
華夏民族源遠流長、繁盛不衰的宗族祠堂，具有豐富而多元的社會功能及現實價值。20多年前，有學者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種態度，對村落家族文化如何應變”（王滬寧著《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客觀認識和準確把握宗族祠堂的個體、家族、社會及國家價值，對於凝聚中華民族的群體意識，當是破解“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一把鑰匙。
王滬寧著《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
根系繁茂的宗氏大家族，構成了華夏民族歷史文明進程的堅實基礎。據《中國姓氏大詞典》統計，中國姓氏多達23000多個，根據2019年1月公安部戶政管理中心《2018年全國姓名報告》
，目前全國在用姓氏共計6150個。以同姓同宗血緣為紐帶修建的宗族祠堂，成為華夏宗族文化的獨特社會映射。
綿延千年的宗族傳承，擁有濃厚的文化澱積，是一種稀缺而寶貴的傳統文化資源，是我們個體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遺傳基因密碼，更是中華民族一份特殊的豐厚文化遺產，是我國屹立萬世的文化命脈和集體記憶。
河南都氏祠堂
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宗族祠堂，是華夏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先人的廟堂，是宗族的象徵和聖殿，“無祠堂則無以安亡者”。宗祠實際上是宗族文化的物理空間，是宗族文化傳統的物質承載者。建祠祭祀祖先，夏商時代始有之，但多限於士大夫以上貴族。宋代自朱熹啟，平民開始興建家祠。元代出現了以宗族為群體的立祠規制。明清之後，立祠已成為普遍的宗族文化現象。一座宗祠不僅記錄著一個家族的遷徙史和創業史，更記載著這個家族的榮耀輝煌與文化傳承。
以祠堂為主要載體並以其為核心內容的宗祠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體現的宗法倫理、價值取向、典章制度、家族象徵和人生信仰等文化現象，歷經數千年的歷史積澱，已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文化理念。尋根問祖、落葉歸根、血濃於水、慎終追遠、尊宗敬祖、感恩報本、家規祖訓、宗族聯誼、敦親睦族、詩書傳家等豐富多元的文化傳統，是一種植根于百姓骨髓的文化傳承，具有無可撼動也無可替代的重要文化地位，擁有無與倫比的社會影響力和歷史文化價值。宗祠文化實質上是宗族思想文化、人倫道德、精神境界、人類歷史進程及宗姓氏族興衰的集中反映，是一部與國史、方志互補的民族發展史。
01、個體——文化認同價值
“我從哪里來？”“我的祖先在哪里？”華夏民族的這個千年生命基因詰問，始終埋藏在每一個體的靈魂深處，流淌在我們奔騰不息的血液裏。家族基因的萬世傳承，宗族薪火的代際傳續，是華夏民族萬世不變的遺傳密碼。為什麼要“尋根問祖”，為什麼要追問“我是誰的子孫”，因為人們的內心渴求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期盼知道自己的血脈傳承在何方。這是一種人類心理的強烈渴望，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命本能和情結。“祠，祖宗神靈所依；墓，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而不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祖宗一般。”（陳瑞：“明清時期徽州宗祖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 1期）祭祀祖宗不僅是祈福于祖先，不忘祖德，不舍親誼，更是在找尋自己生命的來龍去脈，吸取先祖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精髓，明晰自己應當承擔的文化傳承責任。
修建宗祠，首要的是展示宗族血脈的高貴與名望，昭示家族的美德和功業。祠堂內的“永思堂”、“聚氣堂”、“文載堂”、“孝義堂”及門樓、祠碑、楹聯、匾額、雕塑、畫像、牌位、神龕等，無一不在昭示著宗族的榮耀。個體對宗族祖先的虔誠祭拜，如參加本族舉行的祭祖安魂大典，或始祖及始遷祖的生辰、忌日祭奠，通過擺香案、具供品、焚紙錢等隆重的祭祀活動，本質上是在搭建一個文化認同平臺。族眾借助這個平臺，展開與先人的靈魂對話，這是一場血緣親情的歷史交流，更是一次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對接融合，漂泊的靈魂渴望歸宿。宗祠就是安放靈魂的地方，當個體走進本宗族祠堂，走進家族歷史深處，仰望列祖列宗，追念先祖，面對他們光天耀地的偉業，靈魂會頃刻感到強烈的震撼，心性會瞬間受到雷霆般的洗禮，會為曾經的家族繁盛而驕傲，為祖先的艱難創業而感動，為長途遷徙而震撼。靈魂的對話是文化的認同，更是一脈相承的族源認同。當個體走出祠堂時，也就完成了文化身份的構建，並在這種文化認同中確立了自己的宗族認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靈魂對話。
宗祠文化的認同，要義是從宗祠優秀傳統文化精髓裏吸取營養。宗祠文化是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尋根問祖、家規祖訓、詩書傳家等傳統文化精髓，是涵養我們現代文化的珍貴營養。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吸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2014年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他又進一步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華夏子孫對宗祠文化的認同，實則是對民族千年跌宕命運的認同，是對國家波瀾壯闊的歷史發展的認同，更是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心理認同。
祖宗崇拜是華夏民族心底最神聖的文化信仰。宗祠猶如一座家族的“教堂”，被祭拜的祖先就是龐大族群虔誠膜拜的“耶穌”、“佛祖”或“真主”，具有至高無上的威權性和聖潔性，是子孫後代叩首敬仰的萬世師表。個體對祖宗崇高人格的敬畏，其虔誠之心如同宗教信仰。甚或可以說，祖宗崇拜就是華夏民族堅守千年始終如一的宗教信仰。聆聽祖先的教誨，讚美祖先的美德，遵從祖先的遺訓，堪可比肩任何一種宗教。一代傳承一代對祖先的心靈敬仰，擁有非凡的人生意義，在個體成長過程中佔有突出的文化地位。生於宗族文化世家，自幼無時不感受著優秀家傳文化精華的薰陶，浸潤在家族歷史文化的沃土，這對個體的成長、成才、成就的意義無疑都是巨大的。正是因了這種祖先崇拜，有力地促成了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構建了宗族文化認同的最堅實根基，並把這種文化認同進一步推向族群集體認知的新高度。
02、家族——族群凝聚價值
宗祠一個突出功能是喚起廣大族眾的歷史感、認同感和歸屬感。以宗祠為載體形式多樣的宗族文化活動，能夠把眾多家族成員緊密聯繫起來，以維繫家族情感，聯結族人心靈，穩定社會道德秩序和行為規範，化解族人相互間的矛盾，獲得“收族”之效，形成萬流歸宗的向心力，發揮“上述祖德，中聯宗親，下啟子孫”的天然血緣紐帶作用。
宗祠大多是某一地域規模最宏偉、裝飾最華麗的建築體，又因注入了華夏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而成為一方土地上極具歷史文化價值的獨特人文景觀。宗祠就是一個家族歷史博物館，它所展示的先祖塑像、祖訓家規、文宗詩伯、碩輔名臣傳記以及楹聯橫匾、先祖業績等，其意義就在對族眾進行潛移默化的文化薰陶。通過這種薰陶，家族成員不知不覺中認同家族的文化傳統，思想意識得到統一，社會認知取得一致，由此奠定家族核心凝聚力的思想準備及文化基礎。
宗祠的“收族”之效是顯而易見的。救災濟困，養老恤殘是其重要功能。《禮記．大傳》載：“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廣東南海縣《潘氏典堂族譜》規定：“五代不回拜祭者，不得報丁領胙。”湖南省攸縣慈峰袁氏宗族規定，不參加祭祖的族人，不能參加祭祀後的酒宴，這實際上等於被開除了族籍。這些詳細規約，對確立宗祠管理秩序至關重要。宗祠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建立起扶弱濟貧的慈善機制。清代宜荊地區陸氏《崇德堂條例》記載：“倘遇歲歉，將米穀賑饑。”江蘇《吳江族氏義莊規定匯錄族氏義莊贍族規條》規定：貧老無依年在60以上者、寡居家貧堅守苦節者、身有廢疾無人養恤者、少孤之人家貧不能存活者，都是宗族貧困救助的對象。有的宗族還規定：“嫁女無力者”、“娶婦不貲者”、“病故無力成殮者”及“棺木停厝無力辦葬者”等，都應給予適當救助。賑濟貧困族人，救助家族成員，是團結族人的重要手段，使族人感受到依託宗族的重要性所在，從而將自覺圍繞在宗祠的周圍，敬宗仰族，維護宗族的權威，可謂是“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
廣東揭陽揭西上砂鎮舉行第六屆世界莊嚴宗親懇親大會
宗族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具有強烈的號召力，構建起族眾血緣親情的無形橋樑。散居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大洲的宗族兒女，不遠萬里，奔向宗族祠堂所在地，相聚祭祖，可稱“穿越時空的家族聚會”，“收族敬宗的引力場”。不同語言、不同地域、不同國籍的同宗族人，通過相聚，敞開心扉暢敘親情、友情，交流各自的文化感悟。相見時的一群陌生族人，分別時卻成了至親。祖親相聚使感情得到了昇華，聯繫得到了加強，心理得到了慰藉。這就是宗祠文化的巨大魅力所在，價值所在。廣東揭西上砂是一個只有 6萬多人的小鎮，2010年舉辦了世界級莊嚴宗親大會，接待3000多名海內外莊姓和嚴姓宗親。有學者認為，“宗族的復興有其內在必然性”，“是基於自然的世系關係的共同起源而形成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非出於利害關係或是某項活動而人為組織的臨時組織。可以這樣說，涵蓋了血統、身份、儀式、宗教、倫理和法律等諸多要素的宗族理念早已內化為民族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周大鳴：《當代華南的宗族與社會》，黑龍江出版社2003年版）。
宗祠還是一面凝聚族眾的旗幟。相聚在這面旗幟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政見不分左右，所有人都是某姓始祖的子孫，都是先祖的後裔。安徽《黔縣誌》記載：“家崇祭祀，木主列於祠堂，值歲時吉凶大事，不論貴賤貧富，集眾子弟，廣備牲醴，得以展其孝敬。”宗族的旗幟可以彌合人們之間的文化分歧，消弭相互之間的財富多寡，抹平彼此之間的身份高低。大家都是長幼有序的族親，都可以平起平坐，共商族事。宗祠的旗幟具有明顯的社會差別消融作用，對於人們消除隔閡，和諧相處，意義非凡，影響至遠。
03、社會——道德教化價值
宗祠文化的教化功能，綿延千年而不衰，已為眾多宗族文獻典籍所佐證。宗祠文化與書院私塾文化、家廟族府文化、地方廟宇文化等，共同建構起地域文化的立體形態。學者鄧河在《論近代社會宗族組織的存留與演變》中提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靈，下規後嗣之則’”。忠、孝、節、義、禮之儒學基本規範，修身、齊家、敦本、和親等傳統文化之道，都可以在宗祠裏學習傳授。嚴格的宗祠教化，目的是“祖德垂芳”，使本族子孫明彝倫、序昭穆、正名份、辨尊卑，保證宗族代有英俊，人傑不絕，光宗耀祖。王滬寧認為，“家族社會化的作用對村落家族說來是維繫對家族的認同感，但實際上它的作用不限於此。它通過自己的運轉把一整套觀念傳遞給人們，這些觀念將影響這些人在更大範圍的外部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如對政治的態度”（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頁）。
關羽祠
岳王廟
抗倭名將戚繼光雕像
宗祠文化的一個突出功能是弘揚明賢先哲的冰雪情操，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懲惡揚善，“登祠思祖德，入廟念宗功”。華夏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湧現出了無數忠孝節義的道德義士，全國各地為他們建立了眾多的宗祠，如關公祠、岳王廟、戚公抗倭祠、文天祥祠、木蘭祠、西遞胡氏“敬愛堂”等，這些忠孝仁勇的宗祠，宣揚孝父母、友兄弟、睦近鄰、崇儉樸、恤孤寡、戒淫逸、禁賭博等倫理規範，是訓誡子孫的極好道德教化課堂。浙江慈溪孫家境的“出為忠臣，入為孝子”的家訓，可謂是遺訓千年，教育百代。慈溪是一個小村，因五代遷居到此的孫氏家族而得名，“一個孫家境，半部明代史”。孫家境之孫氏家族曾為明代望族，以忠孝節義、學問人品名揚全國，“橫河孫家境、官帽八百頂”。明清時期，孫氏一族以忠孝、政事、風節、文章稱譽天下。家國情懷，忠臣孝子之風，孫氏家族傳承了千餘年。孫氏家族不僅是簪纓世家、忠孝世家，更是文化世家。深厚的家學淵源，使孫氏家族科舉人才輩出。現在，孫境宗祠“燕翼堂”保存完好，世界各地的孫宗後人紛至遝來尋根問祖。他們走進孫家境宗祠，既是為了拜祖，更是為了身受教化，接受孫家境博大精深“忠臣孝子，家國情懷”宗族文化的深度洗禮。
宗祠文化所宣揚宣導的優秀傳統人倫道德，對先祖忠勇仁義品行的道德張揚，具有強烈的標杆意義，可補充國家意志的缺失與空白。在中國廣大農村，國家意志及思想文化難以企及的某些僻鄉村落，往往出現倫理道德的缺失，子嗣不孝，苟且墮落，人倫盡喪，邪惡肆意等。發揮宗祠文化的教化功能，對於這些落後的村落，應有積極作用。馮爾康在《宗族制度、譜牒學和家譜的學術價值》中提出：族譜自“宋以降，主要功能是對廣大群眾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作為個人修養的工具，維繫和強化社會群體的宗族和家庭，從而穩定封建社會的秩序”（《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中華書局出版，1997年版，代序）。有時候，宗祠文化的道德教化甚至可超越國家意志和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力，主導一個地方、一個族群的道德教化，確立自己的道德尺度，評判族群的德性行為。山東沂州《劉氏宗譜》載：“諸子孫忤逆不孝，干犯伯叔父、伯叔祖父者，當合族責板二十，鎖祠堂內反省四日”；“兄弟有序，弟不敬兄者，責板三十；兄以勢淩弟不友者，責板十。”（孫盛遠《清代家譜彙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 120頁）其道德評判的強制性、權威性可見一斑。
宗祠文化十分重視族規家訓的嚴格教化。宗族的道德教育，以修身為宗族教育的根本，宣導修身之德與齊家之德並重。傳統的宗祠具有組織、協調教育的功能優勢，並能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資源，以族規、族約、族歌、祖訓、先祖傳記等傳統宗族資料為基礎，以道德人倫為核心，對廣大族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灌輸性道德文化教育，給其人生留下銘刻不滅的印記。一個家族千百子孫，有的成就卓著，道德高尚，有的則忤逆奸佞，遺臭後世。家訓族規是在借鑒先人德行優劣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選擇那些可以教化後人的箴言哲語，作為教化規範。其最終形成的四言或七言詩化式的經過千錘百煉的“家訓族規”，是家族優秀文化傳統與個體實踐的遴選結果，是淘汰糟粕，譴責惡行，宣揚德行，褒獎英俊的優化過程。代代傳承的家訓族規經過不斷修訂完善，其內容言簡意賅，飽含哲理，發人深省，是教育子孫後代的範本佳文。廣東順德《文海林氏家譜家規》規定：“朝廷有國法，宗廟有家規。守國法為好百姓，守家規為賢子孫。”《蔡氏家訓族規》規定
：“讀書尚禮，交財尚義，毋致驕慢嗇吝，有玷家聲。富勿自驕，貧勿自賤，毋致恃富疾窮，有失大禮”，“勤奮立業，堅定心志，青壯有為，光耀門楣，富貴分定，各自有時”。可稱是字字珠璣，振聾發聵。“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虞舜是華夏道德教化的源頭，他所宣導並實踐的“孝悌、謙讓、忠厚、仁愛、德治”、“天地人和”、“德為先，重教化”的文化精髓，都可以在宗祠教化中尋到蹤跡。
宗祠文化十分注重宗族名人效應的薰陶教化。宗族文化深厚的淵源根基，對個體自我發展的滋養價值異常突出，演化為一種文化基因的遺傳。宗祠收藏保存著大量完整的本族世系和顯宦明儒、忠臣孝子等重要人物的記、傳、贊、行狀、誥封等。這些人物的名諱、字型大小、品性、德行、重要事蹟的記敘傳世，變身為子嗣教化的生動教材。獲得功名的先祖會被特別彰表，狀元等科舉功名獲得者往往會被樹碑立牌，以示尊崇並激勵後人。祖先曾經的輝煌猶如一盞明亮的燈塔，為後人指明了奮鬥的方向。或仕或文，或修身或齊家，都是一種可作尺度的楷模榜樣。很多宗祠還辦有族學，用來資助族內貧困子弟讀書及第。江蘇海安《崔氏族約家規》第3條規定：“培植人才。凡族中生有英俊聰明子弟，家極貧無力讀書者，該族董等協總首，籌給歷年膏火，或嘗會給款，或承首募化合族給出，以便家寒子弟造成人才，始可光前裕後一族生輝。”第 4條規定：“鼓勵人才。凡族中子弟住高等小學堂，執畢業憑照，備辦三牲入祠祀祖者，無論貧富，賞花紅一堂，獎給錢八釧。”山西聞喜縣裴氏是中國社會史上極負盛名的一大世家，裴氏家族自秦漢綿延至隋唐久盛不衰，五代以後，餘芳猶存，宗族人物之盛、道德文章之隆，堪稱至巔。根據《裴氏世譜》的統計，裴氏家族歷史上先後出過宰相59人，大將軍59人，尚書55人，禦史10人，中書侍郎14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另有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宗室與皇室聯姻，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駙馬21人，公主20人等。裴氏家族之所以“將相接武、公侯一門”，正是因為這些優秀的宗族前朝賢哲，對後世子孫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他們以自身的不朽業績和優良品行一代教化一代，代代相傳，激勵著子孫後輩發奮苦學，奮發有為，終為人傑，流芳百世。
04、國家——鄉村治理價值
民族是家族的有機集合，家族是民族的組織細胞。個人與家族、家族與民族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尋根問祖的過程，也是民族的尋夢之旅。廣大族眾聚集在宗祠的旗幟下，絕不僅是尋找族譜和族群，尋找先祖和親緣，更是為了尋找家族繁盛之夢，民族復興之夢，為了激揚深藏於心底的家國情懷。家國一體，族國同源，家國同構，這就是華夏民族的文化傳承。
宗祠的建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開始納入國家治理構架中。自宋代朱熹始設立家祠之後，國家最高統治者開始逐步重視宗祠建立。明清以來，宗祠的地位與價值日益凸顯。明世宗采禮部尚書夏言《獻末議請明詔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禮疏》的建議，正式允許漢族民間聯宗立廟，從此宗祠建築遍佈華夏。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別是明清以降，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舉辦宗族事務、修編宗譜、議決重大事務的重要場所。延至清代，《聖諭廣訓》規定要“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體現了國家意志。清朝對宗族的重視，表現在國家直接支持、保護民間修建祠堂。宗族制定的族規，中央政府也承認其具有某種法律效力，甚至對族長依家法處死族人也曾給予法律上的認可。為了穩定宗族的經濟基礎，清律還禁止盜賣盜買義田祠產，並給予族田賦稅方面的優惠扶持。
無錫惠山古鎮的古祠堂群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全國各地許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復，大大小小的宗祠遍佈大江南北，南方江、浙、閩、粵尤甚，彰顯了宗祠文化的深厚民眾基礎。近年來，無錫民間正在興起一股尋根問祖的文化熱潮，部分姓氏恢復了祠堂祭祖傳統，其中無錫惠山的祠堂群聲譽全國。該祠堂群至今仍保存著自唐代至民國的 118處祠堂建築及一些祠堂遺址，祠堂宗建築面積達 4.7萬平米。祠堂群內，寺中有祠、祠中有寺、園中有祠，形成了沿街祠堂群、沿河祠堂群、臨泉祠堂群、寺中祠堂群等獨特構成，包括70多個宗族姓氏，續家譜的人數呈爆發性增長。而根植於民間的宗祠文化，亦已上升為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覺，與民間共同推動著宗祠文化的健康發展。
宗祠具有調解農村民間鄰里糾紛的重要作用。作為宗族內部事務的管理場所，祠堂發揮著一定的化解作用。宗祠以其特殊地位，在族人間調解贍養老人糾紛、鄰里宅基地糾紛、婚姻嫁娶矛盾等，具有相當優勢。有學者就提出：“在宗族組織發達，宗祠活動健全的地方發現：社會秩序更加穩定、人際關係比較和諧、政府非法行政較少、公益事業容易推進”（魯先瑾：《宗族的傳統與現代》，《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 9月）。近年東莞市政府先後投入4000多萬元的專項補助資金，用於 112處祠堂建築的修繕，一座座古老的嶺南祠堂變身成為公共文化空間新載體，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宗祠化解族群矛盾，是一種不同于政府行政以及司法機關的軟性功能，雖然不具強制性，但卻具有較強的化解力，易為群眾所接受，是農村基層治理不可或缺的優質資源。
宗祠還是農村文化活動的重要載體，是一個村落的公共空間。浙江蕭山南部宗祠遍佈，歷史悠久。幾乎每個大姓都有自己的宗祠，有的村落還建有其分支。各宗祠的民俗文化活動異常豐富，大多與公共文化體系相融合，較好拓寬了宗祠文化的內容。樓塔鎮管村章氏宗祠已有300 多年歷史。2008年開始，在此開設村文化活動室，提供圖書借閱、體育健身、棋牌等文化娛樂和體育服務，深受村民歡迎，豐富的文化生活使得宗祠熱鬧非凡。
對宗祠文化於個體、家族、社會及國家價值的深度挖掘與客觀評述，並非毫無保留地一味褒揚。宗祠文化與生俱來的宗法思想、族權意識、宗族圈子及非法治觀念等負面社會效應，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進程，甚或戕害法治社會的基礎治理。嚴格對其進行約束、規範、因勢利導，無疑是我們社會及國家農村基層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國家層面的治理應是從傳統文化繼承推陳上加以引導和規範，而不應是禁止、制裁或強制性滅毀。
回望宗祠文化，實是對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深度思考與展望。華夏共祖的文化認同，以姓氏溯源的譜系為淵源。個體文化認同是族群凝聚力的原始起點，族群凝聚力則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根基。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從一定程度上就來源於每個個體對祖宗的虔誠敬仰，對血緣親情的久遠眷念，對宗族群落的強烈依附。華夏民族血濃於水的血緣情結永遠不會淡化，追宗念族的情懷至死不會失卻。華夏子孫每個人心中那份源于先祖的歸屬和自豪，萬流歸宗，彙集起來，就形成了中華民族包容天下的強大凝聚力和勃勃生命力！
作者：王健康、王炳熹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地方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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