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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宗族”是怎麼形成的？東晉時期的宗族門閥勢力有多大？
在古代，宗族群體早於封建皇權，是它們的存在才催生出了“宗法制度”。
宗族通常是在同一聚居地形成的大的聚落，屬於現代意義上模糊的族群概念。類似的用語還有“家族”，小範圍內，有時“宗族”和“家族”互相混淆使用。一個宗族通常表現為一個姓氏，如春秋時期晉國六卿中的趙氏、韓氏、魏氏、智氏、範氏、中行氏六家。並構成的居住聚落;一個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
然而，宗族能夠在百姓中迅速發展，還是要等到封建皇權出現之後。但是，封建皇權卻並沒有認識到這個新生事物跟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每次都選擇了抵制，抑制其發展。西漢時期，朝廷打擊豪強；東漢時期，朝廷實施丈田，這些都是抑制宗族發展的表現。
但是，宗族卻是依靠社會經濟發展起來的，即使是封建皇權也沒有辦法扼制。
東漢的法律，在租賦兵徭上沒有任何表示，但是，對於宗族擴田、雇傭大量傭人種田的現象，政府卻選擇了默認。魏國的租調製度，讓徵收戶可以以戶來計算，使宗族能夠庇佑勞動人員的特權，這是制度上算是改革的先鋒。西晉時期的蔭客制度和東晉時期的給客制度，都是對宗族這種特權的承認。
因為，封建皇權總有自己要保護的東西，所以，對宗族特權有所限制，這種限制在後來也慢慢被放開。皇權和宗族的衝突正在緩和，它們漸漸開始相互依存。只是，這種緩和並不代表完全沒有衝突，而依存也不意味著它們就是一致的。
宗族與皇權的矛盾，主要體現在經濟上，因為，隨著宗族的發展，這種矛盾無法消除，或多或少存在。只要皇權足夠穩定，宗族還是非常願意服務皇權的。宗族傾向於將自己的利益託付給皇權，畢竟，它們是這個國家的主體。如果政權穩定，那宗族就可以繁榮發展；如果政權混亂，那宗族的發展將會受挫。
東漢時期，社會比較動盪，那時候的宗族不僅不敢輕視皇權，連大臣們都爭相獻技，希望能夠恢復穩定的政權。直到東漢末期，朝廷雖然已經名存實亡，可是，掌權的董卓卻不敢輕易廢除皇帝，而是整頓朝綱，使朝廷儘早穩定。當漢朝真的不存在時，曹操一夥人才群雄割據，各自壯大。
也是由於宗族勢力對漢朝的擁護，所以，這些諸侯才不敢輕易改變皇帝的姓氏。
我們以東漢為例，皇權控制著宗族。如果皇權穩定，宗族就是皇權的支撐；如果皇權不穩，宗族會力圖匡複漢室。如果皇權已經崩潰，沒有辦法再恢復，那麼，天下諸侯將會角逐，然後，產生新的皇帝。而且，這位新的皇帝必須有宗族的支持，否則，他沒有辦法成功。
打贏了袁紹的曹操，就是團結了一些強大的宗族，爭取了宗族的支持，才有了後來的局面。在混亂的局面中，勝利者組建新的皇權，可是，這個皇權一旦穩定下來，就可以重新與宗族產生關係。曹丕建立的魏國有些特殊，因為，它還沒有穩定就被司馬家取代了。
很明顯，司馬家也是得到了強大的宗族支持，才有了這樣的新局面。西晉取代魏國之後，雖然，皇帝的姓氏換了，但是，國家的格局卻沒有變。從某種意義上講，魏國和西晉可以算同一個歷史階段。因為，古代混亂的社會重新恢復正常秩序，肯定會經歷一些波動，但是，不一定是階層的變動。
正常來講，皇權是最高統治者，無論是宗族勢力還是其他力量，都應該屬於皇權管控。東漢時期，宦官專政，也只是皇權的旁落，而不是宦官擁有了超越皇權的權力。皇權的權力最大，而他人也只能通過控制皇帝，獲得他的權力，以皇帝的名義來發號施令。但是，這些都是對皇權的竊取，而不是否定皇權。
跟這個現象相同的是，朝廷內部紛爭不斷，掌權之人通過廢掉舊皇帝，重立新皇帝來為自己謀權，剷除異己。但是，勝利者卻很難維持，因為，這個權力屬於皇帝，不屬於他人。世家宗族會維護皇帝的權益，打擊這些搶奪權力的宦官、外戚等，其結果便是：擴大了世家宗族的影響力。
魏國時期，士族各占曹家、司馬家的陣營，通過學術來支持兩家的政治地位。等到魏國一統歸入晉朝時，這些士族也就統一了。在統一的王朝下，士族們的作用更大，但是，卻無法超越統治階層司馬家族的權力。八王之亂時，士族們仍然只是諸王爺的門客。
士族名士王葕幫助東海王司馬越治理洛陽朝廷，他們的結合使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門閥氏族勢力開始與皇權平行。
從那時起，皇權政治也變成了門閥政治，還維持了一個多世紀。
西晉王爺司馬睿原本不具備繼承皇位的條件，因為，司馬睿在皇室各個王爺中沒有威望，沒有實力，沒有功勞，如果不是門閥宗族的支持，他可能都無法在江左立足。
此外，司馬睿在皇室中也沒有較多的支持，跟西晉皇帝的關係又非常疏遠。
因為，當時的晉朝還在，所以，此時的司馬睿只有通過門閥宗族的支持，才能增加其政治影響。而且，司馬睿除了有王導兄弟的支持，還有原來司馬越部下士族的支持，使他才能有足夠的砝碼在江左形成門閥政治格局。司馬睿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這些士族也需要司馬睿的庇護。
這些士族為了躲避胡人暴亂，只能選擇南渡。而且，這些士族知道，只有依附晉朝正統，才能保障家族的利益。可是，長安的正統王朝，已經沒有了合法的繼承人，使得他們只能將目光投向江左的司馬睿，那裏才是新王朝的誕生之地。
於是，這些士族便尋求司馬睿的保護，而司馬睿也依靠他們獲得了繼承晉朝的條件。
司馬睿知道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權衡這一切後，他決定等中原的皇帝被抓以後，自己再自己為王，起兵討賊。有了士族的支持，那些大臣也會靠近過來，則大業可成。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將士族和皇權混為一談，它們不可能完美融合。即使是前面提到的王葕和司馬越之間，也只是士族和皇權的關係。
但是，由於特殊原因，這種關係經常會處於不正常的狀態。
南渡的士族都是一些失去土地、尋求安身之所的人，他們希望有居住地，能夠站穩腳。所以，他們肯定要擁護司馬氏的王朝，使這個王朝能夠給他們提供庇護，可是，他們不想皇帝限制他們的自由。但是，在晉元帝那邊，他們不僅不可能受到皇帝的熱情對待，還很有可能被限制行動。
所以，天下的政治秩序要穩定，肯定是皇權和士族之間經過一番鬥爭、較量之後，才能出現的結局。
我都知道，晉元帝利用劉隗來壓制王氏兄弟，進而引發王敦與王氏兄弟勾結，跟南人沈充一起反叛晉朝。之後，王敦發動叛亂，以清理叛徒為名反對劉隗，取得了士族們的支持。由此，士族的利益不會讓皇權輕易侵犯。後來，王敦再次叛亂企圖吞併江左取代司馬家族，但最終因為士族的反對夢境破滅。
畢竟，司馬氏的皇權還是受到了士族們的支持，任何人想取而代之，都是不允許的。
歷史向我們說明：只要士族和皇權願意一起努力治理天下，那麼，政局穩定的平衡秩序還是可以維護的。
原本只是暫時存在的士族和皇權平行的狀態，由於被雙方共同接受，而成為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模式。後面執政的恒氏、謝氏，即使再有權力，也不敢破壞這種政治平衡。
因此，這種士族和皇權平行的門閥政治才得以維持，沒有太大的變動。
淝水戰爭後，這種形式發生了改變。
士族勢力已經沒辦法跟之前相比，而東晉的政權也快走到了末路。孝武帝為振興皇權而努力，但取得的效果卻很差，畢竟，當時的矛盾比較突出。門閥政治開始崩潰，這由於太原王氏仗著後宮親戚的身份，干涉朝廷的政務。
孝武帝駕崩後，反對門閥政治的人有司馬道子和司馬元顯，而支持門閥政治的有王恭、殷仲堪和恒玄。王恭起兵失敗，恒玄通過兼併殷仲堪的勢力佔領了建康，消滅了反對門閥政治的司馬元顯父子。如果恒玄處理得當，他可以重振門閥政治，畢竟很多士族都不僅支持恒玄恢復門閥政治，還接受恒玄這個人。
但是，恒玄卻沒有走合適的道路，因為，此舉破壞了天下的局勢。門閥士族有自己不放心的地方，但沒有過多得表現出來，我們只知道羊孚曾經對恒玄提出過異議。羊孚不同意恒玄篡晉自立，這也是門閥士族族的心聲，只是這些士族不敢表現出來。其實，真正有能力對抗恒玄的，則是劉裕。
現在，門閥士族對恒玄的態度，跟之前對王敦的態度很像。門閥士族迎接恒玄入都城，是為了防止司馬道子的專權。而阻止恒玄篡位，則是為了維護士族和司馬氏皇權的關係，防止恒玄吞併江左。江左士族以前也是這樣處理和王敦的關係，這是門閥政治權力分配的需求。
但不同的是，當年王敦一再反叛，門閥士族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採取行動阻止王敦篡晉，表明之前的士族們有強大的力量。而面對恒玄，士族們不敢公然反對其篡晉行為，因為，恒玄是他們請來反對司馬道子的，所以，士族們不好意思公然反對他。
然而，恒玄的對手劉裕將其趕了出去，讓恒玄的努力成為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最後一次掙扎。以前，決斷迅速的門閥士族，現在卻沒有那麼強勢。之後，劉裕恢復了東晉的統治秩序，但是，卻無法與門閥士族重新建立關係。因為，士族推翻晉朝，建立南朝，這不是一步完成的，需要經歷一個過程。
東晉的政治局面就是這種，其中，內容無非是門閥政治為皇權回歸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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