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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宗族社會下的“稱名區別原則”
西周時期人物的稱名方式不是一個簡單的名稱問題，而是關係到西周氏族制度的複雜問題。西周宗族制度比一切都要重要，怎麼樣區別宗族組織，是西周貴族需要首先解決的一個最大專題。
2015年12月10日，應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中心、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邀請，著名先秦歷史和考古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李峰教授在華東政法大學交誼樓作了主題為“西周稱名區別原則”的學術講演。由於西周時期人物的稱名方式與後世有很大差異，這對於正確理解西周到春秋時期的古文字和文獻資料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在這方面過去一直存有很大的問題和爭議。李峰教授此次的講演從先秦法律史研究中 的重器琱生簋出發，圍繞這個問題，從兩方面展開論述：一方面是關於西周時期女性稱名的原則，另一方面是關於“琱生”這樣的“某生”的稱名原則。以下為李峰教授的講演實錄。
關於女性稱名
女性稱名在西周時期非常複雜，因為同一位女子一會兒叫這個，一會兒叫那個，這在過去引起了非常多的混亂。金文當中之所以會有各種各樣的名字，主要是為了區別名稱，防止混亂。通過表一，我們可以對女性的稱名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如表一所示，我們假設姬姓宗族共有三個，分別是Ａ、Ｃ和Ｄ。薑姓也有三個宗族，分別是Ｂ、Ｅ和Ｆ。
如果有一姬姓女子從姬姓的A宗族嫁入了薑姓的B宗族，她的父親為她作器的話應該稱呼她為Ｂ姬，即稱她丈夫的氏名（即宗族名）和自己的姓，因為這個父親可能有其他女兒同時嫁入了別的薑姓宗族，如此稱呼方便父親區分。若以自己（也就是女兒母家）的氏名稱之，則可能會有許多Ａ姬，無法區分，故應以其丈夫的氏名稱之。據此，則嫁入Ｅ宗族的女兒應稱為Ｅ姬，嫁入Ｆ宗族的女兒應該稱為Ｆ姬。
反過來看，當該女子的丈夫為她作器時，就不會這麼稱呼了。這時，她的稱呼應是Ａ姬，即稱她所來的宗族的氏名（正好與女子父親對她的稱呼相反），以及她所來的宗族的姓。所以 Ａ姬、Ｂ姬實際上是指同一人，這個問題過去把大家搞得稀裏糊塗，因為錯將同一人理解為兩個人，引起了很多對國家、國別的誤判。稱名的關鍵點在於，從哪個立場來稱呼她。她的丈夫之所以稱呼她為Ａ姬，主要是因為他有可能有別的妻子也來自姬姓的宗族，若別的妻子來自Ｃ宗族，便可稱其為Ｃ姬；來自Ｄ宗族，就稱為Ｄ姬。但是這裏又會產生一個問題，若他有兩位妻子都來自姬姓的Ａ宗族怎麼辦？這在金文當中也是有例可循的，可以稱為Ａ孟姬，Ａ仲姬。如“仲生父作丼孟姬寶鬲”（《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編號00729），“膳夫旅伯作毛仲姬尊鼎”（《集成》02619）。這樣自不相混淆。
以上是父親與丈夫為女性作器時的稱名原則。那麼，兒子為母親作器時怎麼辦？對此，我們有很典型的例子，可以知道他是稱自己的氏與母親的姓。所以，如果是姬姓的女子嫁入Ｅ宗族，他的兒子稱呼她便是Ｅ姬，兒子和丈夫對她的稱法是完全不同的。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丈夫可以有多位妻子，但兒子只有一位母親，所以他不用區別。那麼，女子自己作器怎麼辦？和她兒子一樣，稱她丈夫的氏名和自己的姓。因為同一個人的叫法不一樣，若把一大堆銅器不經整理放在一起，便很容易引起混亂。
對此，我們需要一種系統的思考和比對。通過圖表，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鄧公簋出自平頂山的應國墓地，銘文雲“鄧公作應嫚媵簋，其永寳用”。
我們再看一些西周金文中具體的例子，首先是父親對出嫁女兒的稱呼。比如鄧公簋（《集成》03775、03776），四件鄧公簋出自平頂山的應國墓地，銘文雲“鄧公作應嫚 媵簋，其永寳用”。“ ”字是該女子的私名，這是父親為女兒所作的陪嫁器。在這裏，對女子的稱呼是“應嫚”。我們知道，應乃周公之後，是姬姓，這裏所帶的“嫚”是鄧國的姓。鄧國的女子嫁入應國，其父親為她作器自然稱之為“應嫚”。同樣的道理，出土于陝西的陳侯簋 （《集成》
03815），是陝西出土的兩件諸侯器之一，也是一件媵器，銘文雲“陳侯作王媯媵簋”，是陳侯為其嫁給周王的女兒所作。此處的“王”雖然不是氏名，但也是指她的丈夫，即周王，同時稱她自己的姓。
再看幾個丈夫為妻子作器的例子，比如說散伯簋（共四件，銘文相同，《集成》編號03777-03780
），其銘文雲“散伯作夨姬寶簋”，是散伯為姬姓的夨國女子所作器。再比如寶雞茹家莊出土的伯鼎（《集成》
02676），其銘文雲“伯作丼姬用鼎、簋”，它是伯為其妻所作的器。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寶雞地區的國是與姬姓的井氏宗族通婚的，所以國可以在寶雞生存下來。伯作器的時候，肯定要稱為“丼姬”，而不能稱為“姬”；若是井姬自己作器，則稱呼肯定是“姬”。我們再來看函皇父鼎（《集成》
02548），其銘文雲“函皇父作琱妘尊鼎”，琱妘即是琱姓嫁入函皇父家的女子，應該是函皇父的妻子。
之後我們再來看幾個女子自作器與兒子作器的例子。第一件是散姬鼎（《集成》
02029），銘文雲“散姬作尊鼎”。我們知道散國不是姬姓，夨國是姬姓，這裏是夨國的女子嫁入散國後為自己所作的器。另外一件器是？盤（《集成》
10172），它在西周晚期的斷代上有重要意義。因為 盤所見的人物史淢又見於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所以可以確定史淢是宣王時期的人物，由此可以推斷出？的東西也應該屬於宣王時期。？盤銘文有“用作朕皇考鄭伯、鄭姬寶盤”，所以它是為父母所作之器，父親被稱為“鄭伯”，母親被稱為“鄭姬”，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這裏的鄭不是姬姓，而的母親則來自某個姬姓宗族的。由於我們另有一件夨王簋蓋（《集成》
03871），其銘曰：“夨王作鄭薑尊簋”，我們可以知道該處的鄭應為薑姓，並非後來姬姓的鄭氏或鄭國。
簡單梳理以後，大家應該會覺得清楚了不少。女性稱名問題可以對應表一，周人對這個原則是嚴格遵守的，很少有混亂的情況，這在《左傳》對女子的稱謂中也可以得到證明。它實際上是一種稱名區別制度，與人類學上所講的稱名區別制度有類似之處。
關於“某生”的稱名原則
我們知道，五年琱生簋（《集成》04292）和六年琱生簋（《集成》04293）是先秦法制史研究中的重器，而琱生正是作器者。那麼，應該怎麼理解“琱生”這個稱呼呢？
張亞初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西周銘文所見某生考》（載《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
5期），主張西周銘文中所見的“某生”實際是“某甥”，也就是說，若稱“琱生”，則其母親來自琱氏家族，他本人是琱氏的外甥。張亞初先生在文中舉了三十餘個例子，其中有二十多個稱為“某生”的人。通過對這些例子的重新檢討，我們認為張先生的講法是比較可靠的。學界也比較接受張先生的講法，認為金文中的“某生”之“生”就是外甥的“甥”，“某”是他母親家的氏名。
琱生簋銘文
六年琱生簋（李峰2005年攝）
其銘文雲“周棘生作楷妘媵簋”
雖然大家都接受這種觀點，但是有一個問題大家都未想到，那就是為什麼這些人要叫“生”？而且，從琱生器我們可以知道，琱生其人實際是召氏的小宗，他的祖先是召公，為何不按其尊貴的氏族來叫召某人，而是非要叫“琱生”？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在師 簋（《集成》
04324）等器的銘文中，琱生其人還有出現，且已經成為了“宰”，“宰”在西周中晚期是管理王家的首席長官，地位很高。地位如此之高的人為何仍然稱“生”，而不稱自己的氏族名“召”呢？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番生簋（《集成》
04326），其銘文是恢復西周中期官僚系統的重要資料。番生在當時的地位基本相當於西周晚期的毛公，或者相當於西周早期的召公，是全盤管理西周政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但是他也不能用自己的本姓，必須要叫“番生”。地位那麼高，還必須自稱我是某人的外甥。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名稱問題，而是關係到西周氏族制度的很複雜的問題，下面我們來試著解釋它。
我們同樣假設姬姓有三個宗族Ａ、Ｃ、Ｄ，姜姓有大宗B和小宗Ｂ1、Ｂ2，大宗B的子弟應該是按照伯、仲、叔、季自稱，這一點應無疑問。但大宗稱伯、仲、叔、季以後，小宗子弟怎麼辦呢？若再稱伯仲叔季，就會造成混亂。即使就大宗本身來說，如果每代子弟都自稱伯、仲、叔、季，則五代以後應該會產生一大堆的井伯、井叔、井季，最後將完全無法區別。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若周人果真如此稱名，則金文當中的稱呼一定會非常混亂，以至無法研究。但實際上我們知道，西周金文中的情況並沒有這麼混亂，我們講到同一稱呼的人一般都是同一時期的（當然並不絕對）。那麼，他們是怎麼做到這種宗族本身的名稱限制的呢？這實際上是西周史研究上的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個人認為有這麼幾種途徑，一個是宗族會慢慢分裂（lineage
segmentation），小宗會脫離大宗重新建立宗族，採用新的族名。比如說，它的族名可以叫“井叔”，是由“叔”這一支系發展而來井氏宗族。又如“虢季”，在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它已經是族名，而並非簡單的排行，是由“季”這一支系發展而來。還可以在氏名前面加上地名，比如“鄭井”、“豐井”便是在不同地方的井氏宗族。虢也是如此，如“鄭虢”、“城虢”。
另外一個途徑便是“某生”的稱名原則，我認為它是一項最關鍵的制度，它可以防止由於宗族無限膨脹而可能產生的名稱混亂的現象，其具體情況如下。
首先，因為大宗已經以伯仲叔季的排行來稱呼自己，小宗B1的子弟便用自己母親的氏名來自稱，稱“Ｂ某生”。這裏，“Ｂ”代表大的宗族，若母親來自Ａ宗族的話，則自稱“ＢＡ生”，若母親來自Ｃ宗族，則自稱“ＢＣ生”，若母親來自Ｄ宗族，則自稱“ＢＤ生”。上述稱法也可簡稱為“Ａ生”、“Ｄ生”，即Ｂ可以省略。也有一些情況下會更複雜一些，如“ＥＢ生伯某”，“某”即其私名。此稱呼有五個組成部分，包括自己的宗族氏名、母親出自宗族的氏，自己的地位（生等於甥）、自己在小宗中排行、自己的私名。後面雖然有排行和私名，但因為前面稱“某生”，所以不會引起混亂。正因如此，即使以後他官位再高，只要出自小宗，便仍要以母親的氏名自稱，哪怕已經成為了西周最重要的官員。由此也可見西周宗族制度比一切都要重要，怎麼樣區別宗族組織，是西周貴族需要首先解決的一個最大專題。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之前提到的函皇父器，是函皇父為其妻子琱妘作器，由此得知琱氏是妘姓。琱生簋（《集成》
04293）中的“琱生”就是由這個琱氏宗族嫁入西周望族召氏宗族的女子所生的兒子，所以我們才會有琱生諸器。那麼，琱氏本族的人作器時，則又有自己的立場。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這件周棘生簋（《集成》
03915），其銘文雲“周棘生作楷妘媵簋”。它是琱氏宗族之人為女兒所作的媵器。周棘生稱自己的女兒為“楷妘”，按照上述“稱名區別原則”，其嫁入的夫家即是楷氏，而周棘生本族的妘則為姓，正巧與函皇父器中所講的“琱妘”對上。周氏也就是琱氏，沒有問題。作器者周棘生本人又是棘氏宗族的外甥，所以自稱為“棘生”。即使為自己的女兒作媵器，他仍然這樣稱呼自己。
總之，我們研究西周金文中的名稱，不能局限于單篇銘文的考證，更重要是我們要基於西周社會史的角度對銘文中的資訊有一個整體的分析和理解，這樣才能看到銘文後面隱藏的原理。認識到西周時期複雜稱名情況的社會背景，相關疑難便可迎刃而解了，希望我的解說能對大家的研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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