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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宗族的集體行動力量
在民主制度和官僚體制都孱弱的環境下，社會團體推動的非正式制度是否會促進地方良治？對此，已有研究的結論不一。研究者們往往很難準確定義和測量非正式制度，考察其對治理結果的因果效應也非常不易。
宗族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之一，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的徐軼青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姚洋，利用中國1986-2005年220個村莊的面板資料，實證分析了宗族的農村治理作用。
他們的研究顯示，與其他村長的任期表現相比，村內兩大宗族推選的村長在任期內的公共投資額平均增加35%。此外，來自兩大宗族的村支書也顯著增加了公共投資水準。如果這些大宗族保存了族譜和祠堂，它們的凝聚力則更強，這種宗族治理效應也更明顯。
宗族與村治
這項研究同麻省理工學院的蔡曉莉2007年發表的研究可謂異曲同工。他們都發現了非正式制度（如寺廟和宗族）在鄉村中國的公共問責作用，這些制度使農村公共物品提供成為可能並得以可持續發展。
他們將非正式制度定義為國家以外的社會團體所制定和執行的規則和規範，並關注可能影響地方公共物品供給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特別是宗族。
在古代中國，宗族是中國農村治理的關鍵力量。鄉紳是聯結統治者與基層的主要紐帶，修渠治水，濟弱扶貧，樹立道德模範。在朝廷管制低效的地方，宗族甚至成為其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儘管帝制瓦解和激進革命打破了宗族的主導地位，但其作用仍延綿久遠，改革者乃至革命者都不得不仰賴其支持。
多數情況下，一個村內有多個宗族，它們要麼同姓，要麼分為幾房。宗族成員多聚居並交往頻密，並通過定期舉行祭拜祖先的儀式，從而強化成員之間的聯繫，樹立成員對宗族的身份認同感。宗族成員之間彼此合作，特別是在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方面更是如此。宗族內部有一定的差序格局，成員會尊敬族長等年長者，並對宗族存有強烈的義務感和貢獻意識。
宗族影響公共投資的機制
農村基層組織和村官的主要任務，就是籌措資金並提供各項公共物品。由於不可以徵稅，村幹部主要依靠向村民的攤派來籌資，因此村民的配合與支持至關重要。
村幹部可以利用宗族的社會力量來動員村民，並獲取公共投資的必需資源。村幹部也會受到宗族紐帶的道德約束，使他們善用現有資源。
與小宗族相比，大宗族往往歷史悠久而組織嚴密，並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大宗族的“老人會”樂於參與公共事務，並受到村幹部的尊重。
村幹部需要獲得大宗族的族長的支持，否則很難開展稅費攤派和農業生產等各項工作。研究者假設，來自大宗族的村幹部比來自其他小宗族的更可能獲得強有力的非正式制度支持。
宗族效應的實證證據
1980年代末，中國逐步引入農村選舉。農村治理的兩套班子通過不同方式產生，村委會主任或村長通過選舉產生，而村黨支部書記多由鄉鎮黨委任命。該研究關注於農村選舉引入後的時期，因為可以獲取選任村長的完整資料，並觀測選舉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影響。
研究的樣本是基於農業部的全國定點調查選取的，它自1986年開始從各省分層隨機抽取約300個村，根據村民日記來統計各村狀況。其中220個村有連續20年的資料，研究者主持的農村民主調查專案對這些村莊進行了調查，選舉結果和公共投資的資料即來自該調查。
宗族資料來自村幹部和年長者的調查，他們記錄了各村最大的四個宗族。宗族的規模以其人口占比、掌握的設施和開展的活動等來劃分。儘管會有偏差，但村民對各個宗族的大小排序都有共識。
該研究的核心引數是：選任村長是否來自村中第一大或第二大的宗族。宗族凝聚力的衡量依據是宗族是否保存了族譜和祠堂。研究的因變數是公共物品的投資總額，包括教育、道路、供水和汙水處理、供電、灌溉、造林等六類。
控制變數的資料來自全國定點調查匯總的村莊記錄，包括村人口總數、村民人均收入、村資產規模、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人均攤派、人口外遷等。利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並控制上述變數，可以較好地估計村長的宗族出身對其任期內公共物品支出水準的影響，避免截面資料難以估計因果效應的缺陷。
研究發現，來自村中兩個最大宗族的村幹部顯著增加了公共投資。村內兩大宗族推選的村長在任期內的公共投資額明顯較多，平均而言要比其他村長的增加35%。為解決選舉結果的內生性，研究者採用回歸中斷點分析，結果仍然穩健。
村長的宗族出身對各類公共物品投資水準的影響不同，其中對村小學和灌溉設施的影響最明顯。
將大宗族出身的村長的任職年數考慮在內後，資料顯示這些村長任職前的公共投資額不高，但他們任職後的公共投資水準顯著提升。這驗證了村長的宗族出身與公共投資之間的因果關係。
當宗族的凝聚力較強時，這種宗族的投資拉動效應就更強。保存了族譜或設有祠堂的大宗族推舉的村長，使公共投資水準顯著提升。但是，宗族人口規模的影響並不明顯，表明是宗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族規模影響宗族的動員力量。
對委任村支部書記的研究顯示，他們如果來自大宗族，同樣有助於公共投資額的增加。但是，村長書記“一肩挑”以及村長列席黨支部並不會增加公共投資額。
宗族的作用機制
研究者還檢驗了非正式制度發揮作用的兩個機制：集體行動機制和問責機制。
首先，與小宗族相比，大宗族推舉的村長並不會增加村民的人均攤派水準。但是當需要公共投資時，村民的攤派水準顯著提升，表明宗族的確可以緩解集體行動問題。成功地向村民徵收稅費或攤派，是為公共投資專案融資的關鍵環節。如果村民抗拒攤派，那麼村幹部就很難推動公共物品供給。大宗族的支持可以使村幹部更容易地徵收攤派，並為其公共物品供給動員資源。
其次，非生產性的行政管理費是衡量村委會是否接受村民問責的一個重要指標。如果宗族能夠有效監督村委會，那麼村委會的行政成本將得以降低。但研究顯示，村長任期內的行政成本並不受宗族的影響，表明大宗族對公共治理的影響很難從監督村幹部中產生，而宗族的問責機制也難以發揮作用。
大宗族的村治效應可能不是因為非正式制度，而是因為大宗族推舉的村長可能比其他人更勝任工作。但是，將村長的學歷、年齡、工作經歷、政治面貌和家庭背景等納入模型，它們並不影響公共投資額，說明這個競爭性假設是不成立的。
另一個競爭性假設是，隨著選舉制度的完善和選舉競爭的日趨激烈，大宗族成員當選與公共物品改善可能同步發展而不是因果關係。但是，將差額選舉、公開提名、秘密投票等反映選舉制度品質的因素考慮在內，原來的結論仍然成立。
總體來看，這項研究表明宗族或可稱為中國村治的重要力量。宗族推選和支持的村幹部會更有能力融資並投資公共物品供給。更為重要的是，宗族還幫助地方官員克服了公共物品融資的集體行動困境。
但是，宗族很難向村幹部問責。儘管宗族有利於公共投資，但宗族可能被“俘獲”，導致大宗族的村幹部貪污或偏袒本宗族的村民。此外，尚待研究的是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共演共生過程，因為它會影響兩種制度的交互治理效果。
此外，利用這套縱貫的村莊調查資料，姚洋及其合作者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考察農村選舉對公共治理的影響。例如，他們的研究發現，選舉的引入提高了公共支出占農村預算的比重，但卻降低了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向鄉鎮政府上解的收入(Wang
& Yao,
2007)。選舉還增加了農村的人均公共投資，進而降低了村民之間的收入差距(Shen
& Yao,
2008)。選舉使村民對村委會的問責能力增強，提高了村民的消費保險水準(Gan,
Xu, & Yao,
2012)。選舉還提高了村民的醫療保險覆蓋面，使因病致貧的惡果得以緩解(Zhang,
Gan, Xu, & Yao,
2014)。總體來看，儘管農村選舉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它的公共問責作用的確在強化。
參考文獻
Gan, L., Xu, L. C., & Yao, Y.
(2012). Local elections and
consumption insurance.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3), 521-547.
Shen, Y., & Yao, Y. (2008). Does
grassroots democrac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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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2198.
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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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 & Yao, Y. (2007).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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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Y., & Yao, Y. (2014). In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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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orthcoming.
Zhang, J., Gan, L., Xu, L. C., &
Yao, Y. (2014). Health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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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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