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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清代的宗族調解制度
西方的法律文化孕育了以訴訟為主的糾紛解決機制和觀念，而在中國古代卻形成了以調解為主的糾紛解決機制和觀念。中國古代的調解制度起源很早，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明清時臻至完善。清代的主要調解形式包括宗族調解、鄉鄰調解、行會調解、鄉保調解、州縣調解等，能夠通過調解解決的案件範圍為戶婚、田土、錢債、鬥毆等產生的民事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這裏我們主要探討一下清代的宗族調解制度。
宗族調解的調解人
摩爾根說：“古代社會建立在人身關係的組織基礎上，近代社會則建立在地域關係、財產關係的組織基礎上。”可以說，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構成了我國古代社會的基礎，貫穿於我國古代社會歷史，尤其在清代進一步發展完善。在清代，各宗族成為清代社會的基本單元，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了維護宗族的穩定、發展、和諧，各個宗族都會制定宗族法規，推選出族長，成立宗族事務管理機構，負責宗族事務的日常管理，宗族法規則規定了宗族事務管理機構的管理人員選拔標準和產生程式。總的來說，品德、輩分、齒數、能力、財力及文化水準，是大多數宗族選擇本族機構成員的標準。清代各宗族重視家長、族長的地位，當宗族內部成員發生衝突或糾紛時，宗族調解的調解人往往是宗族族長或者宗族事務管理機構成員。
宗族調解的調解依據
首先，依據宗法族規。一般來講，各宗族都會通過宗族大會制定宗族法規，宗法族規是由宗族內部成員共同協商一致達成的，對宗族內部的全體成員產生約束力，是解決宗族內部糾紛的重要依據。宗族法規的內容覆蓋婚姻、家庭、繼承、親屬、所有權、債權、交易、租賃等宗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當宗族成員發生糾紛時，就成為了解決糾紛的依據。其次，依據“情理”。因宗族以血緣關係為依託，人情關係或者人際關係以及是非對錯觀念便成為了引導聽訟者判斷、調解的有力依據。第三，依據國家法律。宗法族規雖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其不能超越國家法律。一方面，雖然宗族調解化解矛盾糾紛功能顯著，但是大多數糾紛中，仍存在訴訟的可能性，調解人在進行調解時，就需要考慮官府可能做出的判決。另一方面，宗法族規中可能有與國家法律相悖的內容，這時調解人往往需要在宗法族規、“情理”以及國家法律之間尋求妥協，國家法律就成為調停爭端的最後屏障。
宗族調解的效力
經過宗族調解，調解意見一旦生效，就具備了強制性效力，糾紛當事人必須遵守，不得提出異議。雖然從理論上來講，宗族調解是民間調解，調解結果不具有最終的效力，但是實踐中，要推翻宗族的調解向官府提起訴訟並不是一件易事。一方面，提起訴訟之人會被視為不服從宗法族規之人，調解人可以證人身份直接參與訴訟，向官府提供不利於訴訟提起人的證據，達到“擲紙”銷案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族也可以向官府提起反訴，要求官府對不服從調解結果的人治以對尊長不尊之罪，宗族的反訴往往會得到官府的支持。這樣一來，可能會使提起訴訟的當事人陷入被動和眾叛親離的局面，迫使當事人不得不放棄訴諸官府的打算，無條件服從宗族的調解。
宗族調解的特點
宗族調解具有強制性。第一，提起時的強制性。各宗族法規均明確要求本族成員在發生侵害行為或糾紛時，必須首先投告本族，由宗族出面處理。第二，調解時的強制性。調解人的特殊身份和擁有廣泛的權力，在調解過程中對當事人施加壓力以促成調解的達成。最後，調解結果的強制性。由於宗族調解實際上已成為宗族成員糾紛解決的必經程式，起到了抑制訴訟提起的實際效果，而地方政府也追求轄區內的低發案，以標榜“治邑有方”，宗族調解的意見和結果能夠得到官府的支援和承認。
宗族調解的評價
調處息訟作為一項優先考慮的價值和目標，無論在民間還是在官府均被奉為基本原則。宗族調解依賴血緣，對糾紛的解決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客觀上達到減少訴訟的提起、緩解官府辦案壓力的效果。實踐中，宗族族長管理族內事務，為了維護宗族的和睦穩定，促成調解、平息爭執，往往利用宗族內部同宗共祖、一脈相傳的血緣觀念，從“和諧”的這一最高功利出發，按照先民間後官府的順序去解決族內糾紛，並且遵從先“情”、後“理”、再“法”的規則運作。也會利用其特殊地位和手中的特權，在調解中可能採取帶有強制性的手段，可能給當事人施加壓力以犧牲個人的部分權利為代價，因而造成調解不公的結果。不過，當宗族內部成員發生衝突或糾紛時，雖然維護宗族的穩定和諧是宗族領袖的重要職責，但是造成明顯的不公的結果存在引發更大矛盾的風險，而缺乏正當而有效的監督機制正是造成不公的關鍵所在。如果權力沒有監督，便會發生膨脹，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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