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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互動視角下的當代宗族建構現象分析——魯中大窎橋村王氏宗族考察
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禮俗互動的結果，是連接國家禮制與地方民眾的仲介，其中凝結著眾多的民間傳統。學界從禮俗互動的視角對地方宗族的研究由來已久，如科大衛、劉志偉等歷史人類學者多採用“國家—地方”的分析框架，基於過往民間文獻（碑刻、家譜、文書等）資料開展區域社會史的學術考察，認為華南宗族“是宋明理學家利用文字的表達，改變國家禮儀，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統性的國家秩序的過程和結果”①。事實上，“禮俗互動”是近年來理解當今民俗傳統的新方向。張士閃認為，在傳統中國的複雜社會系統中，“禮俗互動”奠定了國家政治設計與地方社會運行的基礎②，並由此在具體村落語境中展開國家禮制與地方民眾心理、民間自治運作機制、鄉村公共機制等多方面的互動考察。趙世瑜提倡應將禮俗互動置於具體社會實踐層面加以歷時性的分析；李松則通過梳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民間文藝政策，發現地方社會參與禮俗互動的多樣性方式；劉鐵梁將禮俗互動視作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政治文化運作。③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方宗族展開了持續的再造與復興，而在禮俗互動的框架中考察當下地方宗族的重構過程，恰好能從文化禮制層面理解鄉土民眾於國家歷史進程中的諸多實踐行為，以此開闢出宗族禮儀制度研究的新局面。由此，本文選取魯中淄川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窎橋王氏作為個案研究，基於較長時段的田野觀察，從家譜編修、祭祀禮儀、祠堂複建、文獻出版等方面考察其近20年的再造過程，以期展現當下山東地區宗族的真實樣貌，並在禮俗互動的視角之下審視地方宗族在當今社會中的恢復、運作與延續。
一、大窎橋與“窎橋王”
大窎橋村位於淄博淄川區羅村鎮以西，據《淄川區志》記載：“大窎橋，淄城東北10公里，羅村以西。”①村轄區面積４平方千米，耕地1560畝，林地
300多畝，現有村民1200余戶，常住人口4000餘人，人均耕地 0.3畝，符合當地村落“人多地少”的基本狀況。大窎橋村為多姓雜居村落，姓氏包括王、董、孫、李、朱、韓、楊、閆、徐、陳、高等，其中王姓人口達2000多人。相傳大窎橋村原名楊家莊，楊氏是最早的坐地戶，不過時下村中早已沒有楊氏後人居住。王氏始祖王貴于明朝初期遷居此地，《王氏世譜》載：“我王氏之先，出自冀州棗強。明興洪武初年，會有遷發之令，始祖諱貴，自棗強遷淄，占籍于豐泉鄉楊家莊，即今大窎橋。”②經百年之傳衍，村名變更為窎橋村。
關於楊家莊改稱窎橋村的緣由，當地流傳著兩種普遍的說法。一說王氏七世祖王鼇永有三妻：原配劉氏，繼配範氏，側室劉氏，貴極一時的清朝“引龍侯”③王樛即為側室劉氏所生。側室在中國古代家族中地位甚低。後來劉氏先于範氏離世，作為長房的范氏要求劉氏出殯不得走正門，王樛迫不得已紮窎橋越門而出，窎橋村名由此而來。另一說法是村東偏南舊有古城，明萬曆《淄川縣誌》“古跡篇”中載：“古城，縣東北二十裏，羅家莊西南。城垣遺址尚存，舊志無考。”④清乾隆《淄川縣誌》縣域圖中梓橦山以東、錦川河以西清晰注釋有“古城基”。相傳古城北門外護城河上原有一座“窎橋”連接城內與城外，後衍化為窎橋村名，古城及古橋遺跡現已無處可尋。由於歷史久遠且缺少可靠的文獻資料，關於窎橋村名變更的真正緣由已無從得知，但隨著王氏族人從明初遷入村落，繁衍數代，人丁興旺，特別是從六世祖王崇義考中進士、出仕為官開始，王氏逐步發展成為掌握
地方權力的科舉望族，強盛起來的王氏族人肯定不願意看到村名中帶有遠比自己勢弱的楊氏，所以變更也就在所難免。
窎橋王氏是明清時期淄博地區有名的三大王姓宗族之一。窎橋王氏明清兩代前後共有
140餘名子弟獲得科舉功名，其中包括７名進士（見表１）以及18名舉人，多人出仕為官，造福一方。淄川當地流傳“一縣科甲、半出王門”的說法，由此足見窎橋王氏科舉之盛。
表１ 窎橋王氏歷代進士榜
代系 姓名 生平事蹟
六世祖 王崇義 明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其考取進士時間比淄博桓台新城王重光還要早３年，後官至寧波太守。
七世祖 王君賞 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嘉靖三十九年（1560）為《淄川縣誌》撰寫了序文。後官至中書舍人，封朝鮮副使，後任浙江道監察禦史。
七世祖 王 曉 王崇義長子，明隆慶五年（1571）進士，其與新城王象乾同年考中進士，淄川立有“父子進士”牌坊，他曾任浙江巡按，在職期間嚴懲貪官污吏，這一清明時期被當地人譽
為“海國澄清”。
七世祖 王載揚 明萬曆十九年（1591）進士，歷任淮安府海州知州，後辭官回家，淡泊名利，曾題詩：
“閑生名利無千出，樂在紛華不足中。”
八世祖 王澤永 王崇義之孫，王眖之子，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進士，任清豐縣知縣。
八世祖 王鼇永 王崇義之孫，王眖之子，明天啟五年（1625）進士，曾官至戶工二部右侍郎。李自成起義致明亡後，王鼇永沒有歸順“大順朝”。清軍入關後，為了避免血腥的戰爭傷亡，他
代清廷南下招撫了山東、河南兩省，後被李自成殘部殺害在青州城，順治皇帝感念
之，追贈他為戶部尚書，《淄川縣誌· 忠節傳》對其有詳細記載。
十四世祖 王寧遠 清乾隆十年（1745）武進士，被授為御前侍衛。
資料來源：山東淄川窎橋王氏文化整理小組：《卷首語——輝煌窎橋、燦爛文化》，《王氏文化》（內部刊物）第５期，2008年。
窎橋王氏發展興盛期為明嘉靖至清康熙的 150余年間，王氏宗族通過歷代科舉累積，實力不斷擴大，只《王氏世譜》中明文記載的祠產祭田就有百畝之多，窎橋村中現今保存下來的40多座明清古建築也多為王氏族人所建。除此之外，王氏曆世文人皆以詩文為冠，時下依舊保存完好的《王氏一家言》中收錄有20多名顯貴族人的上千篇作品。除此之外，清晚期十五世祖王培荀還著有《鄉園憶舊錄》《聽雨樓隨筆》《雪嶠日記》《雪嶠外集》等一系列作品，個人著述達百萬字之巨。
同時，窎橋王氏宗族還是淄川歷史上家譜續修最為興盛的宗族之一，《王氏世譜》從九世祖雪因公（王橘）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肇修完成之後，又在曆世傳衍中進行了多達11次的家譜編修以及３次增補續修活動（參見表２）。
表２ 歷代《王氏世譜》修編統計
次序 時間 作 序（輩 分）
第１次 康熙二十一年（1682） 王 橘（ 九世）
第２次 康熙三十五年（1696） 王居正（ 十世）
第３次 雍正十一年 （1733） 王持世（ 十世）
第４次 乾隆三十五年（1770） 王 勓（十一世）
第５次 乾隆五十六年（1791） 王質贊（十一世）
第６次 道光二年 （1822） 王道濟（十三世）
第７次 道光二十四年（1844） 王作畯（十三世）
第８次 同治三年 （1864） 王思闌（十四世）
第９次 光緒二十年 （1894） 王培栗（十五世）
第10次 民國六年 （1917） 王永懷（十六世）
第11次 2000年 王克貴（十九世）
第11次（續一） 2004年 王克貴（十九世）
第11次（續二） 2006年 王克貴（十九世）
第11次（續三） 2008年 王克貴（十九世）
第12次 2012年 王克貴（十九世）
資料來源：淄川窎橋《王氏世譜》續修委員會：《王氏世譜》（第12次續修），2012年。
明清兩代，無論是族眾人口數量，還是歷史文化底蘊，王氏宗族在大窎橋村乃至整個淄川社會皆可謂首屈一指。正如2003年首期王氏宗族內部刊物《王氏文化》開篇《名門望族》一文中言及：
淄川窎橋王氏，自明初始祖王貴由河北棗強遷居淄川以後，時代孝友，貽謀忠厚，可稱世德之家。自六世王崇義於明嘉靖戊戌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後，先後有七個進士、一個尚書榮耀門庭，祖孫父子世濟其美，蓋百餘稱甲第。“薦賢書貢大廷膺封褒襲世爵育成均而遊黌序以及
列職散署徼榮冠帶者百四十有九人。”門閥之勝，名譽之榮，於淄實稱望族……
當前窎橋王仍不失為大姓，就人口而言，已逾兩萬，分別居住在五六個省市，在祖國大家庭中，積極工作在各個崗位上。①
總之，窎橋王氏宗族是明清之際聲名于魯中淄邑地區的科舉望族，曆世外遷傳衍人口眾多。根據2012年第12次王氏家譜續修統計，收錄世譜族眾已達四萬餘人，因此窎橋王氏仍為當下淄川規模龐大的地方宗族之一。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窎橋王氏宗族不斷通過合族性的家譜續修、宗族祭祀、文集出版以及祠堂修復等群體活動以期恢復先祖曾經擁有的那份望族榮光，重新建構起地方宗族組織。
二、當下宗族建構實踐中對於歷史記憶的選擇與運用
近20年來，窎橋王氏中的宗族精英嘗試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宗族的構建，無論是家譜續修、祖先祭祀的時機選擇，還是文集出版、祠堂修復的協調運作，既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背景的把握，也體現出他們不畏困境的艱辛努力。通過宗族內部定期與不定期的聯結活動，形成了各地族眾之間、尤其是王氏宗族精英之間的文化互動。總之，種種宗族實踐行為，其目的無外乎是對內凝聚宗族力量，對外展示家族實力。
（一）家譜續修
續修家譜是窎橋王氏建構宗族的首選方式。古雲：“國家有史，州縣有志，家族有譜。”家譜是宗族曆世傳衍的存在證明之一，一部家譜就是一個宗族的發展史與生命史。窎橋初版《王氏世譜》由九世祖王橘肇修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前後歷經十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成，之後曆世族人又對其進行了多達９次的增補續修，一直持續到民國六年（1917）。事實上，自初次家譜編修之時，王氏宗族已由盛趨衰，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第二次修譜之時，宗族衰敗之境就已然盡顯。十世祖王居正在所作譜序後半部分，不惜動用大量文墨感歎家族衰落之態：
夫世之所謂望族者，豈不以世有賢達之人以承先德而佑啟後昆乎？慨自我司農伯祖天啟乙丑聯捷後，逮今丙子已，曆七十有二年，族中無繼登科甲者，即鄉薦之士僅僅四人而已，子姓中微，家聲不振，何以稱詩書禮義之家也！或者盛極而衰，運數固有然乎？②
可見，窎橋王氏自八世祖王鼇永進士及第之後，70餘年間科舉出仕者直線銳減。不過，縱然窎橋王氏宗族的衰敗態勢無法阻擋，但這卻絲毫不妨礙其成為淄邑歷史上家譜編修最為頻繁的宗族之一，此後大約每隔30年即會續修一次。在先輩科舉榮光無法世代延續的背景之下，窎橋王氏只能通過週期性的合族活動彰顯其過往的輝煌，進而穩固其於村落社會中的威望與地位。事實上，進入新時期的窎橋王氏宗族更是如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地方“文化熱”的興起，在近代國家對地方宗族進行持續“封建糟粕”的指認過程中漸趨消亡的家譜續修等宗族活動又重新煥發出生機，中國鄉土社會又一次興起了大規模的家譜續修活動。這一興盛現象首先出現於南方地區，隨後擴展到北方區域。窎橋王氏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著手組織《王氏世譜》的續編工作，且為羅村鎮當地最早組織家譜續修的宗族之一。與歷史不盡相同的是，此時的王氏宗族於地方社會的影響力更趨式微，除了族眾人口仍居村落之最以外，王姓與村落其他姓氏之間幾無差異。但是以王克貴為首的窎橋王氏宗族精英們卻積極協調與外村同宗的聯結事宜，廣征各地族人入譜，他們一方面本著尋根溯源的自覺意識，另一方面則將家譜編修視為重顯宗族實力的良好契機。
新時期窎橋王氏的第一次家譜續譜歷時近兩年，最終於2000年秋天集結完成，分上下兩冊刊印，並於2001年春天分發各地族眾。本次續譜共有兩萬餘族眾收錄入世譜且發掘了眾多家族故事與傳說。同時，由於跨區域的宣傳程度較為有限，王氏入譜族眾主要集中在以大窎橋村為中心的淄博地區，但即便如此仍舊有65個村落歸入世譜，成為淄邑當時規模較大的宗族社區動員之一。此後，陸續又有眾多外遷王氏族眾前來認祖歸宗，基於此種情況，《王氏世譜》又在2004年、2006年及2008年分別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的支譜續修活動。一直到2012年第12次家譜編修完成之際，窎橋王氏宗族入譜村落已達近百個。
王氏修譜過程之中存在著諸多的困境，其中最大難題在於經費的嚴重不足。家譜續修實需要耗費相當的人力和物力①，據民國版《王氏世譜》附錄康熙三十三年、三十五年王氏購置祭田始末的文章所載，歷史上王氏宗族曾擁有多達近
200畝的祭田用地，無論是家譜續修，還是歲時祭祀，宗族完全能夠憑藉祭田產出實現收支平衡。而當下的王氏宗族更像是象徵性的組織群體，根本沒有任何可供利用的營收實體。所以為了儘快籌集修譜所需資金，修譜委員會成員只能帶頭發動族眾募捐，結果收效甚微，經費依舊十分緊張。為此，譜委會迫不得已決定對所有入譜族眾每人收取５元入譜費，而一些對家族觀念認識不足的族眾則主動放棄了入譜權，最終造成所錄宗族譜單並不完整的情況發生。②直到第12次家譜編修之際，修譜經費通過精英族眾募捐才得以全面解決。王氏宗族的家譜續修行為，對村落其他姓氏產生了積極引領作用，比如李氏緊隨王氏之後於2001年完成家譜編修，並且同樣收取５元的宗族入譜費；董氏宗族則幾經醞釀在參考王氏家譜編修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核心宗族精英的募捐方式于2013年順利完成族譜編纂。
（二）祖先祭祀
恢復宗族祭祀則是窎橋王氏新時期建構宗族的第二種積極嘗試。舊時，王氏宗族一直保留有春秋兩次祭祀祖先的傳統，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九世祖王橘撰寫的《北塋祭田積貯公所碑記》一文附錄記載有王氏祭祖時的祭宴事例：
祭儀：祭饌一筵，油簇五架，山果五碟，小菜五碟，饌十大碗，點心五碟，餛飩五碗，葷素積飯五碗，祭酒三獻，線香一束，賃拜席二十領。豕一重六十斤，羊一重二十斤，冥資十副。宴集席面二十棹，每棹小菜四碟，酒一黑瓶，每位葷素雜菜一大碗，點心兩枚，米飯不拘，每棹支辦費錢二百四十文。③
文中寥寥數語即將康熙年間王氏祭祖時的盛大場面展露無遺，祭食中油簇、山果、小菜、點心、酒、香等祭品應有盡有，並且還包括60斤的整豬以及20斤的整羊，這些都足以體現出當時王氏家族的顯赫地位。同時，祭拜之後的宴席有20桌之多，按照每桌10人計算，整個祭拜人數應在
200人左右。河東村80多歲的王氏後人王克彪至今仍能記起父輩對他提及的民國時期的祭祖情景：“民國二十七年之前，窎橋村每年都有祭祖活動，去了之後先到家廟登記，領上竹簽，再統一去墓田祭祖，
祭拜過後再拿著簽領上饃饃和菜吃飯。”④
可以確信的是民國時期的王氏祭祀規模相當龐大，據窎橋村王維長回憶：“祭祖就在公塋（老北塋）那邊，能來三四百人。”①1938年日本人入侵淄邑之後地方社會動盪不安，祭祀活動被迫取消並就此中斷。
2001年第11次族譜修繕完成之際，清明時節王氏宗族於窎橋村舉辦了盛大的世譜授予慶典，並借此機會恢復了間斷近70年之久的祖先祭祀活動。來自淄川、張店以及桓台等地的40多支王氏支脈近
200人參加了新時期的第一次家族祭祖活動。王克貴是族譜修編及祭祀活動的實際組織者與領導者，祭祖當天通過他所撰寫的祭文，可以看出王氏族人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歲月悠悠，時光流逝，滄桑巨變，時過境遷。今天，我列祖列宗的墳壟雖然已不復存在了，但我祖的寶地尚在，英靈長存。適我族第11次修譜之際，你的重重孫孫，再次跪倒在你們的腳下，叩首稟報：我王氏家譜的續修，是我王氏家族的重新組合，共同心願。經合族一致努力，歷時兩年，幾經周折，終於完成了這一大業，第11次修譜竣工了！讓我們和先族同慶、同樂！②
通過此次祭祖活動，窎橋王氏不但向外界宣佈卷帙浩繁的《王氏世譜》（上下冊）歷時兩年修編完成，而且也借機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宗族祭祀，並以此為開端將每年的祭祖活動常態化。同時，這次合族性的祭祀及慶典活動也是新時期王氏宗族力量的一次全面展示，它充分表明作為窎橋村中的最大族姓，王氏宗族完全有能力舉全族之力完成世譜續修及祖先祭祀等活動。
由於年代久遠，王氏北塋始祖墳塚早已蕩然無存，自2001年恢復清明祭祀祖先之後，連續四年皆在窎橋村北的田壟之中臨時擺放供桌進行祭拜。有鑒於此，王氏族人意識到應該確立一個有關宗族的固定場域，以此作為宗族的精神歸宿，而且宗族集體記憶的存續也有賴於公共空間的承托。因此，重立始祖碑即被列入王氏宗族的議事日程。這一想法一經確立，很快就成立了以王氏核心族人王克貴為首的立碑籌備小組，成員包括其他王氏村落的代表族眾近20人。各村落中的族人代表將樹立始祖碑的意義廣泛告知族眾，並且捐資30元以上者即可上碑表彰，這極大刺激了一部分熱衷於家族文化的族人參與其中，很快，2006年清明節王氏始祖碑即在窎橋村西的公共墓地之中樹立起來。新立始祖碑正面上書：“山東淄川窎橋王氏宗族，始祖王公諱貴之墓碑”，碑陰載有立碑始末：
吾始祖王公諱貴，于明洪武初年自北直隸棗強縣遷居淄川縣豐泉鄉楊家莊，今之大窎橋莊。耕讀繼世、忠厚傳家、繁榮昌盛、人丁興旺，已越六百多個春秋，人口達三萬餘眾，分佈在全國諸城市和海內外。人才輩出，有尚書、資政、翰林、知府、知縣、將軍、騎尉、進士、貢士、舉人、文學、書畫等上百余人，成為淄博名門望族。現在團結奮進、勇攀高峰，在祖國大家庭中積極工作，在各人崗位上為中華民族崛起再鑄輝煌。
始祖原葬于窎橋莊北門外，老塋五世而上皆葬於此，六世後支庶殷繁徙裏而居，遂別建塋域。本村又建東塋、西塋和南塋，後即依其居而定。因代遠年湮，原塋不復存在，今應族眾要求，另蔔新阡，重立始祖碑碣于此，供後人瞻掃祭奠。
始祖碑文著重凸顯了窎橋王氏為人丁興盛、人才輩出的淄邑望族，而王氏族眾也把樹立起來的始祖碑當作宗族凝聚一體的表現，是當下三萬多王氏族眾精神歸宿的實物所在。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物質客體、物質現實，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紀念碑、空間中的一個地點，又是一種象徵符號，或某種具有精神涵義的東西、某種附著於並被強加在這種物質現實之上的為群體共用的東西”③。在王氏族人看來，始祖碑不僅僅是集體公認的物質客體，更是宗族精神的象徵符號。此後，每年的祭祖活動皆在村西的始祖碑前定期舉行。
（三）文集出版
窎橋王氏擁有厚重的宗族歷史與文化，自1998年續修家譜以及2001年恢復宗族祭祀之後，王氏宗族精英于2003年開始聚焦於宗族歷史文獻的研究及出版。明清之際窎橋王氏詩文傳家，先輩著述頗豐。但是，有礙於印刷技術及成本的限制，歷代著作出版數量較少，且在經歷社會各階段的戰亂、動盪之後，存世古籍更是少之又少，保存狀況也大都欠佳。為了拓展王氏文化的影響範圍，讓更多族眾全面瞭解家族文化，宗族精英悉心組織起家族歷史文獻的出版及翻譯工作。
一方面是對先輩古典文集的複版翻印。《王氏一家言》文集由十世閣學公王敷政肇修於乾隆癸亥年（1743），後光緒丁醜年（1877）及民國七年（1918）續修兩次。此書原本珍藏於家廟之中，鮮有人閱覽，傳播範圍十分有限。十八世王維屏在民國版翻印序言中提及：“自明迄清上下數百年間，我先人或玉符分狹，或金門待漏，則章奏傳焉。或同僚蘭契而見諸贈答，訟庭花落而發為詠歌，則書劄詩詞著焉，此達而上者之手澤也，又或甘老林泉而閉戶著書，放遊山水而攜囊覓句，則傳記古歌諸體又出焉，此窮而下者之手澤也，故家言一書疏啟、記傳、詩詞、歌賦無不備。”①《王氏一家言》所載自明寧波公王崇義始，至清夢白公王紹德止，上下跨度達
300年之久，涵蓋窎橋王氏文學顯貴之士22人，彙集文稿16本28卷，其中只詩歌就多達2966首。新中國成立後此書在窎橋村幾乎散佚無存，十八世王維郡所珍藏的民國石印版本②，費盡周折才經由其侄王克貴保存下來。
第11次續譜順利完結之際，王氏族人隨即組織了《王氏一家言》的翻印、出版工作，並於2003年完成。除此之外，1993年蒲澤校點版《鄉園憶舊錄》由齊魯書社出版發行，2011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又重新再版。作者王培荀為窎橋十五世祖，書中記述了大量有關淄川乃至山東地區的傳說、建築、物產、人物掌故、地方史實等內容，是瞭解古代地方社會生活真實面貌的重要史料。
另一方面是王氏宗族研究期刊《王氏文化》的刊印出版。該內部期刊讀本現已整理出版８期，是向內構建宗族歷史記憶、向外展示王氏宗族文化的重要平臺。王克貴曾回憶當初刊印《王氏文化》的初衷：
《王氏文化》是我在修家譜時產生的想法。家譜在明清時盛行，也發展到了高峰，一般是比較有文化底蘊的大家族才有家譜，一般小家族是沒有的，也修不起。譜書雖然文化底蘊深厚，但是多為文言文書寫，農村人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家譜修完以後，為了能夠讓族眾看懂家譜，於是2003年我就試著編了一本《王氏文化》。第一期主要是關於明清時期的官宦爵位、名臣故事等資料的彙集，當時大約耗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出版，初衷就是想讓族人能夠瞭解家族文化。③
從第二期開始，王克貴就廣泛發動各地王氏宗族精英參與到期刊文章的撰寫當中，同時社會各界針對窎橋王氏的研究文章也被轉載其中，期刊欄目也不斷豐富。縱觀《王氏文化》可以發現，其內容大致可劃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王氏宗族歷史記憶的文章，包括作為地方科舉望族的諸多王氏名人故事，如《祖孫父子世濟其美》《王崇義刑部主正義》《蒲松齡與“窎橋王”》等；與其他淄邑望族之間的姻親及來往，如《高王氏造就兩望族》《淄邑巾幗第一人》等；王氏文人們的詩文節選，如《登黌山謁鄭康祠次韻二首》（王崇義）、《游雲高洞步念冬韻》（王樛）等。第二部分是關於時下宗族組織的各類集體活動的相關文章，主要涉及家譜續修及祭祖儀式等相關細節，如《補修世譜序》《祭祖小言》等。最後一部分則是有關家族文化的一些常識性科普知識，諸如科舉制度、古代官職以及百家姓的知識介紹，如《明清官署官吏名稱小常識》《新“百家姓”新鮮“出爐”》等。可以說，《王氏文化》期刊是展示宗族文化的一扇視窗，正是有了它的出版，族眾關於宗族的歷史記憶才不斷充實起來。
從古到今，王氏族人一直都將家族文化視作遺產瑰寶，歷史上窎橋王氏人才輩出，他們不但留下了眾多的詩詞歌賦，而且在淄博當地還流傳著眾多膾炙人口的有關窎橋王家的歷史故事。《王氏世譜》中即有名人篇，通過王氏精英族人樹立典範，激勵後輩族眾。《王氏一家言》更是被祭奉在家廟之中，成為族眾精神文化的象徵。而新時期由窎橋王氏文化整理小組創辦的《王氏文化》期刊更是“在於挖掘、搜集、整理先人文化遺著，繁榮家族文化，揚先人芬芳，勉後輩上進”①。窎橋王氏通過宗族精英的力量積極運作出版了大量關於家族的著述及期刊文獻，這在淄川乃至山東地區都極為少見。這不但是宗族依靠自身力量保存宗族文獻的過程，而且通過此類宗族文獻的出版刊印，王氏宗族文化不斷地在村落社會中得以傳播，有關宗族的歷史記憶以及傳說故事又重新被族人所熟識。這實則就是記憶傳承和宗族建構的過程。
（四）祠堂重建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種宗族建構方式之外，窎橋王氏還在一直努力尋求各方力量複建宗族祠堂。大窎橋村古時有六大祠堂，分為一個合族性質的大祠堂以及五個分支小祠堂。這些祠堂主要分佈在現窎橋村中部以及偏東北區域之內，其中時下大窎橋村委會以及村衛生院駐地即是窎橋王氏過往最為重要的“中憲公祠”以及王鼇永家廟的舊址。其中，中憲公祠是窎橋村最早建設起來的祠堂，為合族大祠堂。窎橋《王氏世譜》附載有《中憲祖廟記》一文，詳細記載了中憲公祠建立的始末。中憲公即窎橋王氏六世祖王崇義，其於明嘉靖戊戌考中進士，官至寧波太守，盛極一時，嘉靖庚申年（1560）卒，理丞公王曉為父立家廟於淄邑縣城，後傾圮無存。教授公複立於窎橋村中，這一時期中憲公廟還只是作為支系家廟而存在，文中明確提及“五世孫儀世分內，而他支無與也”②。明末遭受毀壞，直到康熙時期，才有九世祖雪因公再一次複建，考慮到當時各世祖先廟宇皆已傾圮，遂遷眾神主同入中憲公祠，各支子孫一同祭拜。至此，中憲公祠即成為合族性的大祠堂。2012年新修《王氏世譜》中記載：“中憲公家廟，占地官岔二畝二分。上有北瓦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另有各房舍若干。南北前後兩院，中間復辟門一個。東南方靠大街朝南瓦儀門一座。一九三八年農曆七月七日，被日本人一把火燒毀，歷代皇帝頒封的聖旨，《王氏世譜》《王氏一家言》版本稿件等大量珍貴文物，也在大火中化為灰燼。”③如今，村內80多歲的王姓老人大都對中憲公家廟記憶猶新，其占地兩畝有餘且為兩進院的大型家廟——這在淄邑東北鄉極為少見，歷史上也只有窎橋王氏家族才有此能力設置體量這麼大的家廟。中憲公祠大廳之上懸掛有“敦睦堂”的巨型牌匾，寓意“敦親睦祖”，而後世也將“敦睦堂”三個字視作王氏家族的象徵。
中憲公祠對過一路之隔即是窎橋十世祖司農公王鼇永的家廟，是主要供奉王崇義之子王眖一支的支系家廟。窎橋八世祖王鼇永死于清初招撫山東的叛亂當中，順治帝感念其功，特賜諭葬，並且窎橋村也設立有祭拜他的家廟。該家廟應于清代咸豐年間建立，窎橋《王氏世譜》“續置中憲公廟地基數目價契”篇中記載王氏宗族于咸豐七年購得培愷宅基一座，其四至所載：“北至大街中心為界，西至道中心夥合巷，南至西截崔繼孔牆北落板地東截牆南落板地為界。”縱觀王氏家族歷史上的六大家廟，只有司農公王鼇永家廟位於村落中心街以南。其文中還言及“思輝兄又自龍口遷贈通議公、司農公之主”。由此可知，司農公家廟應立于清代咸豐年間。
窎橋村東北區域以內分佈有四座分支家廟祠堂，其中人們對於王培荀官宅東面的東家廟記憶尤為深刻。東家廟為寧波公王崇義季子王暏後人的家廟，約建于明朝末年。家廟大門朝南，據王克貴記述：“院內中央有北大廳三間，飛簷廊柱，峻拔矗立。廟內朱色幾案，羅列其間，供奉著列祖列宗的神位，寒食十月一時，在北王林上完墳後，再到家廟祭拜，然後在家廟會餐。另外，廟內尚有南屋、東屋若干間，供用餐和存放傢俱用”，“廟前有古松兩株，為三百八十餘年之物。樹身一樓多粗，樹幹十米開外，枝繁葉茂，直入雲霄，遮天蔽日，致使廟內難見天日，陰森可怖”。①除此之外，廟內原有太湖石一塊。海州人感念王載揚在任時的德治與清廉，遂將海州看花石贈予海州公並運至
窎橋，後保存于東家廟之中。
其實早在1999年《王氏世譜》第11次續譜之初，王氏後人就在積極尋求祠堂重建，其實他們最早想複建的場域空間正是祠堂，而非後來的始祖碑。作為明清時期淄邑的世家大族，王氏在窎橋建有多處祠堂，至遲在“文革”前，村中仍舊保留有部分祠堂。第11次編修完成的《王氏世譜》中收錄有通過後人回憶及參考史料繪就的窎橋家廟示意圖，透過此圖可見，古時王氏祠堂主要分佈於村落的中部及東北區域內，合族最重要的主祠堂———中憲公家廟，即位於村落中心位置。②直到2016年，王氏族人看到了通過政府力量重建家族祠堂的可能。當時窎橋村開始著手申報傳統古村落，村委會計畫對村落歷史古建進行修復與重建，前期規劃書中明確言及：“王氏主祠堂及五支分祠堂位置可考，保護規劃計畫恢復其中一座，滿足王氏宗族文化需求。”③而對於窎橋村集體及王氏宗族而言，恢復王氏家族祠堂可謂“互利共贏”，一方面村集體借助王氏宗族深厚的歷史文化以及祠堂建築可以順利實現傳統古村落的申報工作，另一方面王氏族眾也可以借此機會重新恢復作為合族精神象徵的祠堂建築。
由於王氏宗族祠堂的複建是佔用村集體的土地資源，這一規劃後來招致村落其他姓氏的不滿，大窎橋村委會不得不在2018年春天召開了由40多人組成的村落代表大會，投票表決王氏祠堂的複建計畫。在前期積極宣傳動員之下，決議最終得以順利通過。村委決定無償提供土地以及設計方案支持王氏祠堂複建，但整個工程的所有費用開銷則需王氏宗族承擔。基於此種狀況，窎橋王氏于2018年元旦在村委會召開了由周邊各王氏後人村落代表參加的20多人的動員會議，會前起草了王氏祠堂複修倡議書，積極號召各地族眾捐資助款支持家族祠堂建設，至2018年10月，王氏祠堂設計方案及選址初步確定。
由此可見，近20年來通過家譜續修、祖先祭祀、文集出版以及祠堂修復等活動，在村落政治舞臺逐漸邊緣化的王氏宗族卻一步步重新確立起其在村落社會當中的文化優勢地位。毋庸置疑，這一過程離不開宗族精英因應國家之禮的積極運作，進而試圖重新樹立起窎橋王氏宗族的往昔“正統”地位。
三、禮俗互動：當代宗族再造的時機、基礎與過程
明清以來，窎橋王氏宗族憑藉科舉仕官建立起的顯赫家族地位，不斷地將國家禮制引入到宗族傳統之中，逐步發展成為享譽一方的世家大族。近現代社會以來，國家政權對以宗族為代表的民間自治組織進行了持續的遏制與改造實踐，公開意義上的宗族活動曾一度在鄉村社會銷聲匿跡。但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窎橋王氏宗族積極貼近國家政策，逐漸將地方宗族往昔的各類傳統儀式活動恢復起來，並借此努力建構窎橋王氏的“正統”地位，而宗族精英在這一禮俗互動的過
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宗族的國家禮儀傳統
窎橋王氏明清兩朝前後有一百四十餘人獲得科舉功名，其中不乏進士及第、位高權重之人。作為淄邑明清時期名噪一時的科舉望族，窎橋王氏宗族與縣一級的地方政權始終保持較為緊密的聯結關係，這在歷次《淄川縣誌》的編纂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窎橋王氏六世祖王君賞曾為明嘉靖二十九年《淄川縣誌》作序文，清康熙《淄川縣誌》載有窎橋九世祖王敏入創作的《般陽二十四景》繪畫，他本人的傳記也被收錄其中。除此之外，曆世編修的《淄川縣誌》當中都記載有大量關於王氏族人的功名、傳記及孝子、孝婦故事。在此過程中，窎橋王氏憑藉其曆世積累的優越宗族地位輕而易舉地將國家之禮引入到地方生活實踐當中，並以此凝結成為宗族的歷史傳統。
大窎橋村最早記載的王氏家廟即為理丞公王曉於嘉靖年間為其父王崇義所立的中憲公祠，而明中葉正是中央政權將祭祀禮儀自上而下地推行到鄉村社會的興盛時期。正如科大衛所言：“到明代嘉靖間，高層官員在理學的影響下，確立了家廟祭祀的地位，使之與宗族土地控制結合起來。隨著家廟成為鄉村組織的中心，祖先祭祀成了正統化的禮儀，地方社會完成了國家整合的轉變。”①除此之外，窎橋乾隆年間編纂完成的宗族著作《王氏一家言》為歷代王氏科舉名人的詩文彙編之作，其與家譜一起長期珍藏於合族性的中憲公家廟當中。而彙編此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便於後人閱讀，更重要的是此書作為族人的祭拜對象，與家譜一同擺於神位之上，藉以展現宗族的禮法制度。對於王氏宗族而言，該書如同儒家經典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一般重要。特別是書中收錄的王敏入《肅儀說》一文，更是將地方宗族借鑒國家祭祀禮法的規範展露無遺：
族眾而多老老幼幼，未必悉嫻禮儀，當祭拜之日，拈香奠酒須有次第，跪拜起伏應合儀節。或大拜而連叩，或當揖而遂跪，或前伏而後起，或左倉皇而右從容，參差不齊狀有千態。雖尊卑咸列，忠厚當存，肅於儀而不當笑，實不莊不雅、鄙野難堪而有可笑之端也，在天之靈能不恫於心乎？則威儀何可忽也！又思肅儀敘位諸式，伏望當祭之日，遠近早集，舉吾宗素善周旋者一兩人為之贊儀。吾宗與祭者不過六世，逐世舉一人為之敘位。是日至者，各照本支坐向定位，凡屬本支，卑幼俱當向本支尊長問候起居福履。如別支有當敘闊慰問者，謂之交忝。忝已，仍各歸本位。人俱到齊，稍坐定，各支之長遂指點某支某支親疏遠近，交相認識，因而計算各支到人數幾位，綴于席號座次，下發于管席晏者訖。於是贊儀者宣曰：“請皆起照序位式，逐世按歲敘立。”立定，每世敘位者指示引請轉就拜位，拜位既定，贊儀者朗聲宣曰：“位定行拜祭禮。”各照拜數、獻數遵行。祭畢，即此長幼不紊，序行燕所，杯酒款洽，則禮畢矣。宗儀舊廢，新儀乍舉，得無有訾，其煩瑣而生厭苦者乎？凡事難於謀，始樂於有成，行之既久，漸近自然，化野而雅，萃渙而聚，何繁苦之有！②
上文著重強調了宗族祭拜之時的尊卑禮儀，開篇即明確言及祭祀時要“肅於儀”。即是說祭祖的過程應該充滿崇敬之心，端莊肅穆，不該缺失儀錶之姿。同時整個祭祖過程需要選定一到兩位元善於運籌帷幄的贊儀之人，由其負責聲宣以及掌控整個祭拜之禮。此外，窎橋王氏宗族對族人參加祭祖活動有相當嚴格的要求，每一世代都有敘位負責人，且每人的席號做次也相當明確，並且族人無故不准缺席祭拜之禮。這一宗族祭祀過程的禮儀規範，鮮明地體現出曾經高高在上的國家祭祀之禮通過禮俗互動的方式得以在地方社會生活當中推行及實踐。
（二）宗族精英的地方運作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窎橋王氏陸續恢復的一系列合族性宗族活動，實際上是由極少數宗族精英負責組織與策劃的。張士閃曾在研究東距窎橋村２公里的窪子村張氏宗族時，對當下編修家譜的一類宗族精英詳細加以論述：“這類鄉土精英主要由卸任官員、退休教師和有見識的村民所組成。”①而窎橋王氏家譜續修的核心成員王克貴、王珍、王淼、王佳芝等人，除了王淼之外，皆從事過教師職業，而現已近70歲的王淼則是高中畢業，文化學識同樣較高。在此需要著重關注的是窎橋十九世王克貴，生於1935年的他雖然不是窎橋王氏輩分最高者，也不是族中年齡最長者，但是他在當地從事小學教育工作近30年，深諳村落及宗族文化，窎橋王氏家族文化正是在他的積極推動研究之下，才被眾多的族人及學者所熟知，有藉於此他也在王氏族群當中獲得了如同族長一般的極高威望。
作為宗族的實際領導者，王氏宗族精英們深諳“古禮”，並善於在修譜等宗族活動過程中貼合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在順應上層政治決策的背景之下，極力恢復宗族往昔的“正統”地位。首先，窎橋王氏族人其實在心理上一直存在著本族“正統”的自居心態。作為明清時期的淄邑大族，王氏宗族的顯赫集體記憶被世代傳衍下來。提及家族的過往歷史，村中年紀稍長的王氏族人皆可侃侃而談。如生於1930年代的王世訓曾生動講述：“王家以前是大戶人家啊！當時有‘引龍侯’王小官，他是明末清初的大官。王家以前古跡也不少，東墓田那個地方有石人、石馬，四個石人就跟電線杆子那麼高，那個大馬腿，你打遠處看不怎麼樣，你到跟前站在馬下麵用手去夠馬肚皮，那還差著一塊呢！那個馬下面的座子石頭也很厚，上面還有馬鞍子。整個石馬都是一塊石頭刻成的，耗了很大的力。”②再如王淼言及：“以前咱們王家有很多書，那可真是書香門第啊！後來也有賣了的，也有被燒掉的，都太可惜了！”③在筆者的數次訪談中，王氏族人口中提及最多的即是“王小官”“引龍侯”“紮窎橋”“東王林”“石人”“石馬”“龜駝碑”“中憲公家廟”“王培荀”等關於宗族顯赫歷史的各個方面，雖然他們有時根本分不清“王小官”具體指誰，“龜駝碑”為誰而立，但卻無不於話語之間體現出一種宗族顯赫歷史的自豪感。這是村落其他姓氏族人所無法比擬的。
其次，“正統”則意味著大窎橋是王氏宗族的地緣中心，並居於絕對的主體地位，這就類似于都城之於國家，府治、縣治之於一府一縣一樣，它們皆為某一區域之內的中心，並且居住有統轄治理該區域的核心成員。而曆世王氏家譜的續修也皆可凸顯窎橋王氏的中心地位，清初至民國窎橋王氏世譜編修多達十次，每次無不是窎橋村王氏族人率先發起組織，且皆為跨區域的聯宗續譜活動。康熙二十一年（1682）王氏世譜首次編修譜序中載有：“東平傑祖一支，則即其世系之可知者，別成一圖附載譜末以志。”④可見，當時窎橋王氏已與泰安東平縣支系族人取得聯繫。康熙三十五年（1696）第二次續譜言及：“遍索宗支，參定世系，昈分而縷析焉。”⑤雍正十一年（1734）第三次續修譜序中詳細提及跨區域間的聯宗過程，尤具代表性：
歲壬子（1732），余館於家，七兄之次子復旦，與其從弟甸侯，過餘荒齋，言次偶及譜事。復旦泫然流涕曰：“吾父夙志也，侄不敢忘，顧為之，今非其時乎，吾祭田贏餘，前會算已存四十餘金，比年來，約又有數十金可成此事，無難也。叔能任之而與吾族老成共圖之，侄敢不竭力以從。”但吾族人散處四方者，近或在鄰，封遠且在數百裏外，非明達識事而克任其勞者，則征名之舉終恐無濟也。餘乃謀之亦凜、邁正兩弟，得侄孫廣譜、錫鎮使征名於遠近。自東平、肥城、泰安州，洎沂水、益都、新城、章邱及濼口鎮，為途千有餘裏，為日十有餘旬，兩孫涉寒冬、冒風雪，前除夕五六日然後得歸，此可謂公而忘私矣！
既得所征名，遂與邁正弟，次第其先後續入舊譜，溯源窮本，別支分流，黜冒姓，更重名，寫錄成帙，較閱無訛，謹以付剞劂。①
由上可見，雍正年間的窎橋王氏聯宗續譜活動已經波及至東平、肥城、沂水、青州、桓台、章丘等地，前後歷時近半月。即便是在異常艱難的條件下，王氏宗族精英廣譜、錫鎮仍然堅持跨越千里之遙聯宗征名，這一過程不但能夠于地方社會充分展現窎橋王氏的宗族實力，而且也是他們借此獲得家族優越感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窎橋王氏自康熙年間開始，就一直保留有在村北老塋舉行的春秋兩次祖先祭祀活動，同樣是為跨地域的大型聯宗活動。
最後，正是基於上述行為，以王克貴為首的窎橋王氏精英們在近二十年的宗族建構過程中積極恢復宗族往昔的“正統”地位。例如從1998年至2012年的短短十幾年間，窎橋王氏宗族精英發起了多達五次的跨區域家譜編修工作，特別是第12次《王氏世譜》編修過程中的聯宗村落數量多達近百個。同時，從2001年開始，窎橋王氏宗族一直保持著每清明節或十月一祭祖的儀式活動，各地族人紛紛齊聚於窎橋村，或是在村北老塋前，或是在村西始祖碑前，通過合族性的祭祀活動，重新建構宗族的集體記憶。每次祭祀活動更像是“王氏宗族的精英代表大會”，普通族眾的參與程度較為有限。如2006年由於樹立王氏始祖碑的緣故清明祭祖規模較大，根據當天王克貴親身經歷所撰寫的《感天動地》一文大致可見儀式的整個流程：
“2006年４月１日窎橋王氏後裔重立始祖碑暨丙戌寒食祭祖慶典”紀實
１．上午十點，王克信宣佈祭典開始，活動由王淼負責主持。
２．始祖碑揭幕，鞭炮齊鳴。
３．雙溝村王維埠，大屯村王維禮，東巴王村王維禎，大窎橋村王驥，
小窎橋村王維道等，從北老塋請始祖神靈歸位。
４．井同村王克榮將始祖神靈牌位安放碑前。
５．王勇、王世恒敬獻花籃。
６．活動總指揮王克貴宣讀祭文。
７．受邀學者以及族眾代表分別發言。
８．焚燒紙錢，燃放鞭炮，祭典結束。
參加人員名單：淄川譜牒學會會長孫發全；淄博金太陽陶瓷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維禮；蒙陰縣第二人民醫院院長王克馥；蒙陰縣南竺院黨支部書記王世良；淄川地稅局王克勝；淄川區原文聯主席王世喜；市地方史志辦資料科科長王世偉，張店區付家鎮醫院院長王克利，原洪山礦校校長王世琛，沂源三中教導主任王寶慶，萊蕪日報社財務科長王化偉等２９個單位，二百餘人參加。②
由上文可見，慶典開場部分的人員分工極為明確，且與國家層面的代表大會流程極為相似。同時，除了儀式性的活動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即是參與者的致辭環節，特別是王克貴類似於做政府工作報告一般慷慨激昂的宣讀祭文，言語之中盡顯窎橋王氏昔日之輝煌，各地支系精英代表也是紛紛上臺發言，緬懷先賢，認祖歸宗。其中需要著重說明的是參與祭祖的人員當中還包括淄川區譜牒學會的孫發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正是在他的建議和影響下，王克貴才著手組織續修家譜，因此雖然他並非王氏族人，但與王氏宗族一直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繫。事實上，他在此次祭祀活動中是為官方層面的代表，正如他在發言中說到的：“今天，窎橋王氏重立始祖王貴墓碑，揭碑儀式隆重舉行。我代表淄川譜牒學會，表示熱烈祝賀！……今天為始祖王貴立碑頌德，寄託哀思，表達心願，是應該的，是很有意義的。以此，凝聚族心，團結奮進，弘揚祖德，發揚優良家風，發揚王氏文化，為建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構和諧社會貢獻力量。”①而地方譜牒學會會長的出席恰好凸顯出窎橋王氏宗族的當下影響力。另外，2012年《王氏世譜》收錄王氏精英擬定的新時期王氏家訓，其中言及：“書香門第，翰墨溢庭。耕讀繼世，宿儒家風。文思安邦，武志疆平。秉政廉潔，寒玉潔松。奉公守法，身直影正。”其中也無不體現出王氏宗族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遵循與靠近。
其實，作為淄川羅村鎮大窎橋村王氏族眾中最有威望的族人，王克貴本人一直都在試圖恢復家族的“正統”地位。正如他在自著詩文集中將《何為窎橋王》置於首篇，用意十分明晰，即將窎橋王氏穩固於淄邑這一片熱土之上。在文中，他從五個方面對此做了說明：其一，始祖王貴遷居至此，居於斯，葬於斯，窎橋王氏由此傳衍生息；其二，淄西科舉望族窎橋王氏已經深深紮根於這一片土地之上，明清之際，王氏考中進士者７人，舉人18人，前後一百四十多人考取功名，甚至當時流傳著“一縣科甲，半出王門”的盛名；其三，大窎橋即是王氏的大本營之所在，雖然時光荏苒，古城牆、四王林、祠堂家廟、碑刻牌坊都已無處可尋，但是大窎橋王氏的脈系以及諸多歷史傳說、民居古建還是保存了下來，並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輝；其四，村名窎橋，雖原為楊家莊，但是經由王氏族眾的曆世發展，村名早已變更，並且是淄邑地區有名的大型村落；其五，約定成俗，窎橋王發展至今已逾六百年，經過曆世族眾以及當下族人的努力，人們已經充分認可窎橋王氏在地方社會的家族地位及歷史發展。有籍於此，窎橋王氏已經發展成為當下淄川最為活躍的地方宗族之一，而這一過程中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王氏宗族精英貼近國家話語形式以及借助宗族歷史傳統的組織與運作。
四、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地方社會在國家政治引導以及文化熱潮的影響下，興起了一系列的宗族建構活動。其中，居於魯中淄川地區的窎橋王氏借助其以往深厚的宗族歷史傳統表現得尤為顯著：首先，順應國家政策於20世紀90年代末順利完成了合族性質的家譜續修，且在此後十餘年間進行了多次增補續修；其次，清明祭祖在新時期被重新恢復起來且逐漸發展成為常態化的合族性儀式活動；再者，家族文獻被整理出版，以此作為家族過往歷史的見證；最後，與村政集體展開積極協商與運作，重新複建祠堂。上述宗族建構的過程，無不體現著地方與國家之間禮俗互動的話語形式。
中國傳統社會是為國家之禮與民間之俗互動而生的禮俗社會。特別是宋代以來，地方宗族處於國家政治與鄉村生活上下互動的關鍵結點，並以此凝聚著諸如家譜續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方面的禮儀傳統。民國以降，地方宗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家譜斷修、祭祀中止、祠堂傾圮，這一系列現象的出現除了受到戰亂、災害的影響之外，還有來自上層國家之禮的變動所致。伴隨著當代中國地方文化熱潮的不斷興起，“民間和知識界的能動性獲得較大的發揮空間，國家在‘禮俗互動’的價值取向上，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加強社會建設的訴求逐漸凸顯”②。進而，新的國家之禮在新的禮俗互動框架之中，促使民間之俗又開始興盛起來，這主要表現在地方村民自治、民間宗教復興等方面。而新時期的窎橋王氏宗族精英則通過家譜續修、祖先祭祀、文集出版、祠堂修復等一系列的活動因禮成俗，以俗應禮，不斷恢復起窎橋王氏的“正統”地位，充分顯示出國家歷史進程中地方宗族主動貼近主流意識形態、尋求自身發展的諸多實踐行為。而針對這一地方宗族個案的深入研究，將有助於從禮俗互動的視角發掘鄉村宗族的文化意蘊與運作機制，促進民眾自發行動與政府合理施政之間的融合，助推當代鄉村振興戰略。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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