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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家譜的特點及其價值
2020-12-21
明清徽州地區素以「文獻之邦」著稱，保存有「數以萬計的文書，數以千計的家譜和數以百計的方志」。其中，文書是推動徽學興起的重要支撐材料，而數以千計的家譜資料正成爲推動徽學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化的文獻寶庫。明清徽州家譜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這是由其獨特性和重要價值決定的。
明清徽州家譜的特點
其一，明清徽州家譜體例完善、內容豐富。徽州家譜的體例在明代已逐漸走向成熟，形成了包含新、舊譜序、編修凡例、先祖像讚、世系圖表、村圖、祠墓圖、人物傳記、家族文獻等內容的基本編修體例。許多家譜在此基礎上還不斷豐富其形式，明代萬曆年間范淶修《休寧范氏族譜》即是這方面的代表。該譜含譜敘、譜原、譜序、譜居、譜塋、譜祠、譜表、譜傳和譜考九章，章下再分爲從舊譜目錄、舊譜序文到舊考、新考、附考共37個細目（范淶：《休寧范氏族譜·目錄》）。全譜「灑灑數千萬言，上自陶唐……纖悉不遺，彬彬乎齊家睦族之典型雲」（《休寧范氏族譜·范守己序》），全方位反映了范氏宗族的情況。
明清徽州家譜內容豐富，包含大量特色文獻，尤以保存地契、文書及明代以來魚鱗圖冊信息而知名。這一特點從《潭渡孝里黃氏族譜》即可管窺，該譜有數十篇上述資料，正如該譜序文所言：「新安之異於鄰郡縣者有三，其一爲田土黃冊，冊定於明洪武初，迄今完好藏長史廨宇中……守令增修黃冊，或遭受豪猾改竄，非徵信於譜不得也」，這表明家譜也是記載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檔案。
其二，明清徽州家譜具有編修上的連續性特點。明清徽州有重視修譜的傳統，在「三世不修譜，則爲不孝」的觀念影響下，各家族大致確立了「十年小修，三十年大修」的原則，較好地保證了家譜編修的連續性。從家族內部看，不同時期家譜之間有繼承相因性，在揚棄中延續。如明成化年間程敏政修成《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後，對其批評者有之，繼承者亦有之。持批評態度如嘉靖年間程頊因「學士篁墩先生之筆削者，不無遺逸訛謬」而作《新安程氏統宗遷徙註腳》；至康熙年間程士培又因「篁墩先生統宗譜之系訛支遺」作《新安程氏統宗補正圖纂》。對其持肯定態度而繼承的，如弘治年間程祖瑗認爲「克勤先生因兩公所編，復在會諸派宗人及各族所藏新舊譜牒，理淆伐舛……而睦族之義，尊祖之心誠爲全且備矣」，並「依譜抽繹畫爲總圖，著其說於下方」，形成《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圖》。在批評與繼承之間，程氏家譜得到續修，保持著有機的聯繫。
從整個徽州地區看，自明洪武至清宣統，不同時期均有家譜存世。據《中國家譜總目》統計，徽州明代家譜有確切年代的238部，其中洪武時家譜存3部，爲明代最少，萬曆時家譜存78部，爲明代最多；清代有明確年代的家譜571部，最少是順治時期的9部，最多是光緒時期的
157部。雖然各時期家譜數量多少不等，但這種連續性，爲考察徽州社會變遷提供了依據。
其三，明清徽州家譜注重理論性的總結。明清徽州家譜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重視家譜編修理論總結的傳統。萬曆年間的《臨溪吳氏族譜》專作「編略」一卷，以「家史氏」名義撰寫了《譜則略》《譜例略》《譜議略》《譜考論》，集中論述了家譜編修應該遵循的理論規範，論義例則有「家氏史曰：先王之世辨之氏族，統之世系而家教以興，迨其后姓氏不命於上，於是族自爲譜，譜雖一家之書哉，實以補國書之所不逮，其義例體裁蓋不可以不謹焉」；論取捨則有「家史氏曰：譜以彰既往而勵將來，傳其所信，斯足征也。故時之先後異代，事之顯晦異跡，因以考證焉，而去取詳略乃可得而斷矣，是以定新例而譜爲八集」，反映出修撰者對家譜編修理論的思考與總結。
至清代光緒年間，《績溪縣南關惇敘堂宗譜》僅「譜例」篇就達4000餘字，系統論述了家譜編修中世系、小傳、書法、筆削、遺像、祠墓、傳序、殤靈、編次、續稿等十方面的體例問題。對於「書法」頗有講究，如記遷徙，「凡遷居由本宗市南遷往則書遷某處；由某處再遷則書轉遷或書分遷；至於兵難後或因避難流寓至今未歸故土，或隨貿易僑居眷屬羈旅異鄉，但書今居某處，不列分遷圖內其未定遷也」（《績溪縣南關惇敘堂宗譜·譜例》），對宗族人員流動作細緻區分，亦反映出編修者對家譜編修方法的深入思考。
其四，明清徽州家譜與其他徽州地方文獻具有高度關聯性。明清徽州作爲「文獻之邦」，除以大量文書、家譜和方志爲特色外，還有豐富的文集，這些資料林林總總，共同成爲重現徽州基層社會實態的資料。其中，家譜與其他各類材料關聯度最高。徽州文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歸戶性」，即可歸入具體的家族或宗族，這恰與該族的家譜相聯繫，從而提高了其文獻價值。明清徽州家譜中的許多人物，在對應的方志中均有相關記載，可實現家史與官方文獻的結合。另外，許多與家譜相關的信息保存在徽人文集之中，兩者互爲補充。如萬曆年間汪道昆修《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許多明代歙縣汪氏文書均與之相關，譜中所記人物、事件又與《歙縣誌》《岩鎮志草》有聯繫，譜中的許多內容在汪道昆《太函集》中亦有記載。這種關聯性不僅擴大了家譜的信息量，也能相互驗證資料的真實性，從而提高其可信度。
明清徽州家譜發達的原因
明清徽州地區家譜資料發達，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明清徽州宗族發展成熟、組織嚴密，是徽州家譜產生的社會基礎。徽州學者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說：「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又據《績溪縣誌》載，「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會祭有萬丁之祠，宗祏有百世之譜」。而將「千丁之族」「萬丁之祠」有效組織起來，就要發揮家譜「敬宗收族」的功能。修於嘉靖年間的汪氏家譜記載，「夫嘗聞之，族者，湊也。湊衆人而爲族也。湊衆人而爲族而同於一譜，則百千萬人猶一人也。百千萬人猶一人，而吾不以祖宗一人之心視百千萬人，非祖宗之罪人乎？」（《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譜．方鵬序》）這強調了家譜在「收族」中的作用。清代休寧人汪漋亦言：「有百世之宗族，斯有百世之墳墓，有百世之墳墓即有百世之譜牒，此新安風俗所以美也。而墳墓賴宗族以守，宗族賴譜牒以聯，則聯譜序牒以萃疏遠而相親相愛之勢成，譜之所系亦甚重矣。」（《考川明經胡氏統宗譜．汪漋序》）
徽商的雄厚財力爲徽州家譜的編修提供了資金保障。明中葉後徽州人經商之風日熾，出現歙縣「業賈者什家而七」（《太函集》卷十四《谷口篇》）、祁門「服賈者十三，賈十七」（萬曆《祁門志》卷四）的局面，進而催生了規模巨大且財力雄厚的徽州商幫。這些取得成功的商人，大多表現出對編修家譜的熱心。如棠樾鮑氏家族中，「（鮑肯園）先生由困而亨，顧恆思於物有濟，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贍族人之不能婚者」（《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鮑肯園先生小傳》）。據《婺源縣誌》記載，當地致力於修譜的徽商爲數衆多：「俞銓……後經商貲裕，爲支祖立祀田祭掃，修葺本支譜牒」；「吳永鑰……尤篤根本，修祀廳、葺宗譜，所費不下五百金」等（光緒《婺源縣誌》卷35《人物．義行》）。可以說徽商捐助修譜已成一種風氣，從而保證了徽州家譜編修的開展。
徽州民衆強烈的修譜意識是推動家譜發展的內在動力。明清徽州地區普遍存在「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的共識。嘉靖年間李喬曾說：「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無史則千古之治跡不昭，家無譜則一宗彝倫攸散。」（《三田李氏統宗譜．休陽湖續譜序》）萬曆時舒孔昭曾說：「家之譜牒猶國之史書，國無史書則帝王歷數莫考，家無譜牒則宗族源流莫辨，即愛敬之心無由而生，然則族譜可輕乎哉。」（《華陽舒氏統宗譜序．舒孔昭序》）清代徐成祺也說：「國有史然後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譜，然後世系序，昭穆分，此君親大倫忠孝一理，罔敢慢也。」（《韶鏗徐氏宗譜．本族譜系序》）基於這種共識，徽州人將修譜內化爲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推動著徽州家譜編修不輟。
明清徽州家譜的價值
徽州家譜反映了宋元以來徽州家庭結構、人口繁衍和遷徙、宗族關係，以及宗族與基層社會的關係，通過對家譜的研究可以形成對徽州社會更全面的認識，同時，這種典型研究也有助於對明清社會作更深入的考察。
徽州家譜研究可以深化徽學研究。上世紀因徽州文書的發現，推動了以徽商爲標誌的徽學的形成與發展。數以千計的徽州家譜資料的發掘，有利於開展徽州基層社會實態的研究，從而揭開徽州基層社會結構、基層民衆生活等方面的真實「場景」。
徽州家譜研究可以豐富譜牒學研究成果。徽州家譜規模大、精品多，內容豐富、體例精良。有豐富的家譜編修理論、家譜考辨理論以及家譜功能論。通過對徽州家譜研究及與其他區域家譜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古代家譜的變化、發展。
徽州家譜研究有助於推動人口史研究。徽州家譜中保存著豐富的家族人口信息，如《月潭朱氏族譜》世系中，利用小注的形式，記載了宋元以來，家族人口的姓名、派系、學業、職業、功名、婚嫁、子女、遷徙等情況。這些內容爲研究古代徽州人口數量、職業構成、婚姻狀況、社會網絡等提供了翔實的材料。
徽州家譜研究可以爲經濟史研究提供鮮活的資料。明清徽州家譜中保存了大量商人傳記資料和經濟活動信息及契約文書，可爲諸如土地買賣研究、祠產墓產訴訟研究提供一手資料。
徽州家譜可以爲社會史研究提供豐富素材。徽州家譜注重對村居圖的繪製和村景詩的記載，這些內容對於了解明清時期徽州環境的變遷及人們對生存環境的認識有重要意義。徽州家譜中保存的家訓、家約、家規、祠約、祠規等內容，能夠生動反映基層民衆的社會生活和基層社會秩序的構建等問題。
（徐彬、孫黎麗，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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