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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牒的產生及發展演變
一）漢代以前的譜諜
無疑，譜牒的產生比姓氏要晚一些。沒有文字的產生，就沒有譜牒的產生。遠古的人或許結繩記載一些族群遺傳繁衍的事，但不能認為這是譜牒。
如果文字誕生的時期便認為隨之誕生了譜牒，可以認為在黃帝時代就有譜牒了。
有的學者認為，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譜牒，後人曾加以整理，編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譜牒。司馬遷寫《史記》時，曾研究參考過這些資料，寫成《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楚世家》、《三代世表》等，具體地記錄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從始祖而下的歷代世系。同時，司馬遷還根據春秋時期各國國君的譜牒，編成《十二諸侯年表》。遺憾的是，這些原始的譜牒文獻由於年代久遠，早已失傳。今天，我們只能見到後人整理的本子和司馬遷《史記》中的記述。商以前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譜牒文字考證資料，但到了西周，譜牒就有文字可考了。《周禮》、《禮記》對它有零星的論述，如指出西周譜牒的內容是記錄族眾的諱、忌。諱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眾生子，要記某年、某月、某日生，當然也要記是誰之子。族人有諡者要記其諡。有諡的族眾，自然只能是諸侯、卿大夫了。
春秋時期，譜牒雖然相當盛行，但不是專門著作，也沒有一個文本流傳下來。
譜牒初創的形式是什麼樣子？《史記》裏說：“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譜。譜起周代”（見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注①索隱案）。“邪”即“斜”。所謂“旁行邪上”就是室的橫行斜線，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等。譜學專家毋苟先生具體解釋道：父輩名諱居一格，子輩名諱居一格，子子孫孫按輩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統諸子，子系于父，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諱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諡號等等。這樣，就把一個家族從始祖到現在的所有血緣關係都記載得清清楚楚了。
秦代的譜牒，無文本流傳。漢代的譜牒，現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鄧氏官譜》、《揚雄家牒》、穎川太守聊氏所作的《萬姓譜》等。此外，還有一些碑刻“譜牒”，如東漢時立的《孫叔敖碑》等。此碑背面記載了春秋時楚相孫叔敖十余世孫。再如有關趙寬的碑記。趙寬是西漢名將趙充國之後，歷代顯貴，碑文完整地記錄了趙寬家族數百年的家世。這些碑文已具有譜牒的性質。
漢代譜牒的作用與前代大致相同，主要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錄比較簡單，僅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型大小、葬所等。且一般由別人代寫，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因而，為尊者諱起見，行文通常稱字不稱名，這也是漢代譜牒的一大特色。
二）晉、南北朝時期的譜牒
如果說譜牒萌芽于商代，興起於西周、春秋，那麼，在東晉、南北朝時候便達到了一個高峰。魏晉的門閥制度是譜牒學興起的政治基礎。青萍之末的風從曹魏“九品中正法”這裏徐徐卷起。當時做官要論出身門第，豪門貴族才能做官。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朝廷提拔官員，其依據就是譜牒。根據譜牒記載情況鑒別貴賤，劃分等級。誰是“士族”，誰是“寒門”，看了譜牒就知道了。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一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東晉成帝發生“蘇峻之亂”，原來的譜牒遭到焚毀，後來重修，稱為“晉籍”，卷牒浩繁，竟有東西兩庫（見《南史》．《王僧孺傳》）。如此浩大的工程，沒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專家，顯然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後，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人才輩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此項研究，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西晉（西元250--300年）的著名譜學家是摯虞。他的家族為京兆大族，其父摯模曾任曹魏太僕卿。摯虞學識廣博，勤奮著述。他感到漢末以來社會動亂，許多世家大族，不能明源知流，不知祖先情況，於是編修《族姓昭穆》十卷，進獻朝廷（《晉書》．《摯虞傳》）。所謂“族姓”即指世家大族，所謂“昭穆”即父子祖孫的血緣關係。這是現在所知道的當時第一部記載士族血緣關係的正式譜牒。因為它“定品違法”，可能因為觸動了一些顯赫的大族，遭到彈劾。所以《族姓昭穆》沒有成為官書。
東晉賈弼之開創中華譜學。員外散騎侍郎賈弼之，為南渡大族，山西平陽人。他第一個廣泛搜集各氏族的譜牒，所及地域，包括18州、116郡，匯總共有712卷。朝廷給他配備令史、書吏，抄寫完成藏于皇家的秘閣。卷帙如此龐大，容納廣泛，其中既有士族，又有庶族。賈弼之學識淵博，治學勤奮，考證精微，為譜學奠基付出了畢生精力。從賈弼之對譜學研究的廣度、深度和系統性看，前無古人。所以後人認為，賈弼之開創了中華譜學。東海人王僧孺在梁國繼續賈氏的研究，修訂賈弼之編定的《十八州譜》
710卷和編修《東南譜集抄》十卷（見《南史》．《王僧孺傳》）。賈弼之開創譜學以後，祖孫三代皆從事譜學的研究，其子賈匪之（宋國太學博士、驃騎參軍）、其孫賈淵(齊國中郎參軍。唐人避諱稱其字希鏡，並改名為賈泉)，其後代梁有賈執編修《姓氏英賢譜》
100卷；隋有賈冠，編修《國親皇太子親傳》四卷，綿延近 200年。
賈希鏡編修譜牒還有一個故事載於史冊。當時，他編修的《百譜牒》抄本藏在官府中，有專人掌管，並且有專長譜學的人來辨別真偽，防止冒濫。《百譜牒》中記載的
100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權利的士族，後來渡江的北方士族，被這百家人呼為“傖族”，不得享受同等的權利。東晉政權主要是這一百家的政權。所以，有的想入這“百家“之圍，擠進士族抬高地位身份，不惜以身試法。賈希鏡受傖（cãng，音“蒼”，意：卑賤。）人王泰寶的賄賂，冒入琅玡（山名：在山東省）譜，經一個叫王晏的人揭發，按法律規定賈希鏡當被處死，由於其子向皇帝叩頭流血乞免，才未被殺頭（《南齊書》．《賈淵傳》）。賈希鏡還“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據《隋書．經籍志》所載，譜牒類別除總集之外，南朝有專述某地的譜牒，如《江州諸姓譜》11卷、《袁州諸姓譜》
8卷、《揚州譜抄》
5卷等。同時，還有專述一族的譜牒，如《謝氏譜》10卷、《楊氏血脈譜》
2卷等。姻戚關係也為門閥社會注重，所以還有《齊永元中表簿》之類的書。據不完全統計，魏晉南北朝譜牒著述，計有總譜23種、譜牒62種、皇室譜15種、以州郡標題者13種，其中絕大多數屬於南朝。
魏晉南北朝以前“譜牒”主要有三種形式：
1、“家傳”。最初級譜牒的形式。是為家族裏的名人尤其是任過朝廷命官的人立傳以顯門庭。如：《荀氏家傳》、《袁氏家傳》（汝南）、《裴氏家傳》（河東）、《褚氏家傳》（陽翟）、《謝車騎家傳》（陳郡）等。
2、“譜牒”。也叫單姓族譜，每姓每族一本。家傳是傳而不是譜，不能表明血緣關係。所以在家傳的基礎上，人們祖祖輩輩都全部記載下來，這就是具有血緣意義的譜牒了。如《三國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譜》（博陵）、《郭氏譜》（太原）、《陳氏譜》（頒川）、《稽氏譜》（譙郡）、《阮氏譜》（陳留）、《王氏譜》（太原）等。
3、“簿狀譜牒”，後來又叫作《百譜牒》、《東南譜》、《十八州譜》、《天下望族譜》、某郡望族譜等等。家傳、譜牒都是私家撰述，“簿狀譜牒”是官撰的譜牒，有選擇性的記錄士族姓氏血緣關係及郡望。這是以備朝廷選拔官員使用譜牒。官修譜牒不僅同士族的仕途命運攸關，而且資料散雜，鑒別、認定士族等工作量很大，所以朝廷設立圖譜局和組織專門班子主持撰修工作（《南史》．《王僧孺傳》載沈約語）。
由於朝廷任用官員要講門弟，出身名門望族才有可能入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以南北朝時興起了修譜合族之風。有的出身寒微的官僚、富戶，通過權勢和金錢的手段，脅迫或買通同姓舊士族中的某些人，與其合為一族，同入一本譜牒，從而擠進士族的行列，叫住“合族”和“通譜”。如宋時劉延孫是彭城的大士族，而宋皇帝劉氏雖出身彭城，但系庶族，與劉延孫不同宗。宋文帝為了攀上士族，與劉延孫合族（見《宋書》．《劉延孫傳》）。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陽，要改葬於鄴。杜豹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護理經辦葬事，結果找到京兆杜銓。葬事完後，杜銓便與魏郡杜氏合族（《北史》．《杜銓傳》）。至於民間的合族通譜就不勝枚舉了。後來這個現象不絕于史。
三）隋唐五代十國的譜牒
唐初至中期，修譜又形成了一次高峰。政府決定修譜規模較大有三次。第一次是皇帝下旨修譜。“貞觀”開年不久時，唐太宗命高土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譜牒。高土廉組織一些士族、官吏、學者參加，廣泛搜集天下的譜牒，與正史相互對照，辨其真偽。經過數年嘔心瀝血的勞動，於貞觀12年（
638年）完成《氏族志》
130卷（見《舊唐書》．《經籍志》），上奏朝廷。李世明的意圖是貶抑舊世族，抬高新貴，尤其是政治集團中的新貴。但此意並末向高士廉等明言。所以高等人仍然按照原來的傳統，把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姓列第一等，這使李世明很生氣，大發雷霆，下令“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高士廉傳》），重新修譜。最終自然是貫徹了皇帝的意圖。隴西李氏自然列為一等望族。李世明通過修譜牒打破舊的等級秩序，符合社會變化、發展的要求。貴賤不會永恆不變。譜牒對這種變化如實記載，體現了真實性和進步性。
第二次是武則天當政時，中書令許敬宗以貞觀《氏族志》未列武氏做族望為理由，吏部尚書李義府也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的世系為藉口，於是奏請改修。顯慶四年（
659年）下詔，任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主持修譜。大大擴大了士族的範圍，凡五品以上官職均可入選。修成之後，譜名定為《姓氏錄》，頒行全國。並將貞觀《氏族志》收繳焚毀（見《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
第三次是中宗復位之時。當時左散騎常待柳沖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
100年，士族變化很大，於是上表請求改修。中宗命柳沖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吳耀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新修撰，幾經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錄》
200卷。從此以後唐代就沒有再修過譜牒了。
唐代在官修譜牒的同時，民間修譜也較積極，出了一些著名的譜學家。如唐初路敬淳，治學不斷，對於歷代譜學有深入的研究，熟悉各個士族的門第姓望，曾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世。史稱“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舊唐書》．《路敬淳傳》）。繼路敬淳譜學名家是前面提到的柳沖，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錄》，他“好學多研”。譜學成為柳氏家學，後人柳芳著《氏族論》，是對魏晉以來的譜學進行理論上的總結的第一篇論文，為後世研究譜牒的人所必讀（《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比柳沖稍後的有韋述，亦是唐代譜學名家。他喜好譜學，見到柳沖等撰《姓族系錄》，很是癡迷，於是在朝忙之餘，勤奮抄錄，後來自己動手撰成《開元譜》20卷大約（有人認為是《姓族系錄》的節本），（見《舊唐書》．《韋述傳》）。還有如王方慶著《王氏家牒》15卷、《譜牒》20卷，劉知幾著《劉氏家史》15卷及《譜考》在卷等。這些私譜牒，是沒有等級之分的。
同魏晉南北朝像比，唐代譜牒的形式沒有多大變化。一般的譜，都是用方框、線條、箭頭表示世系圖表，詳細注明每個人的血緣關係、名諱、官職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跡工整，繪圖清晰。官修的望族譜，其內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區劃，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該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涼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見王仲犖的《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多賀秋五郞的《中國宗譜的研究》上卷第一章）。很簡略，有提綱的味道。
修譜合族的風氣在唐初依然存在。雖然舊的世家大族沒落和門閥士族制度崩潰，舊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消失，但他們還有相當高的社會聲望。新士族中一些人，為了得到心理上的滿足，追求虛榮，提高出身等次，挖空心思同舊士族合族、通譜。如當了很久的吏部尚書李敬玄，因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不僅三個妻子都是討的山東士族的女兒，而且與趙郡李氏合譜（《舊唐書》．《李敬玄傳》）。李義府官至吏部尚書、中書令，還嫌自己門第不高，謊稱自己出身趙郡，與趙郡李氏敘昭穆。給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趙郡李氏，迫于李義府的權勢，只好答應。後李義府犯罪受貶，李崇德即將其清除譜牒。對此李義府懷恨在心。誰知不久，李義府又當了宰相，尋機報復，唆使他人誣陷李崇德。後來李崇德在獄中自殺（《舊唐書》．《李義府傳》）。杜正倫雖出自京兆杜氏，但祖先遷徙到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杜官居宰相，硬要擠進京兆杜氏。遭到拒絕。於是杜正倫向皇帝建議開鑿杜固——杜姓人居住的地方，以水灌杜氏（《新唐書》．《杜正倫傳》）。還有更無恥的事。宰相王鍔為了攀附望族，竟認太原王翃為從父，甘願去做別人的兒子，並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為“名宦”作交易（《舊唐書》．《王鍔傳》）。這些做法，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譜牒明血緣，辨血統的本來意義。不僅不能提倡，而且應受到批判。
唐末黃巢起義，徹底摧毀了門閥制度。五代時期，征戰不已，權貴者大多靠戰功升遷而上，基本上沒有固定顯赫的家族，貴賤變化、更替很快。人們忙於爭權奪利，住居無定所。生活不太平，也無暇修譜牒，論門第。所以，唐代後期至五代十國時候，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北宋以後，一些學者多次談到這個現象，如蘇洵說，“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見《唐宋八大家全集》．蘇洵《譜例序》）胡應麟說，自五代以後，人們已不崇尚門閥，譜牒之學，遂絕而不傳（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庚部卷三九）；歸有光說，魏晉以後，根據門閥高下來選官，所以譜牒之學特別興盛，直至李唐，還十分崇尚，五代衰亂，譜牒就蕩然無存了（歸有光《龍游翁氏宗譜序》，《震川先生集》卷二）。
四）宋元時期譜牒
遼、金、元三代的譜牒如今已全部失傳，見於目錄記載的也非常少。
宋代不僅修譜又形成一個高峰，而且修譜的體例有“革命性”變革。宋人改造和確定體例延續到當代。北宋時，政府不再開設譜局，每個宗族都可自行修譜，政府不加干涉。為了繼承修譜的傳統，許多文人學士積極參與修譜活動，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洵等人。這使譜牒的品質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創新。對譜諜體例的創新以歐陽修和蘇洵為代表。
歐陽修十分重視譜牒，在主持編篡國史《新唐書》中設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記錄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
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書》後，又編修自家的譜。他採用史書的體例和圖表方式，將本家族的遷徙、婚嫁、官封、名諡等編成一部新型譜牒。不久蘇洵也編成《蘇氏族譜》。二人在修譜的體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為家族始祖。這是由於五代十國以來，由於社會急劇變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夠世代富貴，假如上溯太遠，必然會遇到貧賤的祖先，他們覺得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採用“小宗之法”。至於皇族，則可追溯數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採用“大宗之法”來編修譜牒。
歐、蘇體例，重在圖表的創新。具體地說，每圖只記五世，五世以後，格盡另起。在形式上，歐體是橫行的，每圖五欄；蘇體是上下直行的，每圖也只列五世。自上而下五代世系條理清晰，依次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為同輩兄弟由大到小排例。五世排滿一圖後，則另起一圖。但第五世必須同第一圖銜接，即末一欄為第二圖的第一欄，所以。兩圖只列了九世。以此類推。蘇體的區分世系原則大體與歐體相同，但更為嚴格。他詳今略古，對始遷祖並不看重，也不標明，只詳細地記載本支世系，如高祖姓諱、祖父仕與不仕、父娶某氏、享年若干、某日某時卒等。蘇洵在譜例上還有一項貢獻，即創“大宗譜”。即記載不限於五世，數十世、百餘世都可，縱橫交錯，記載的內容極其豐富。這就是所謂歐、蘇之區別。
歐、蘇體例成為後世修譜的樣板，但比較而言，人們運用歐體者較多，這是因為歐式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每人之下記載子孫姓名、生平事蹟等，見於史傳或其他譜牒的，附於圖後，記事的繁簡詳略以遠近親疏為別，譜圖簡明實用，被後人廣為採用，成為宋代以後新譜牒編篡方法的藍本。
元代已出現了由親及疏、由遠及近、一體共載的現象，不拘泥于歐、蘇“小宗譜法”的限制。譜圖也突破了五世為圖的限制，出現了以大宗譜法做的大譜圖。
五）明清至當代譜牒
明清兩代的譜牒編修達到了新的高峰。沒有不修譜的家族，也幾乎沒有不入譜的人。現在我們見到的古代譜牒，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很多譜牒採用了“大宗之法”。動輒上溯幾十代，上百代，攀附古帝王或名人為始祖。但這種風氣使某些家族的譜牒失去了真實性。
譜牒體例在清代得到充分發展。這個時期，記事範圍幾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務的各個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譜序、傳記、著述、祠堂、家規、家訓、恩榮錄、世系圖、世系譜、凡例、家法族規、字輩、譜論、科舉、祠堂、祠產、墓圖、墓誌、五服圖、家禮、壽文、賀文、祭文、名績錄、契約、藝文、遺像、贊詞、仕宦、傳記、行狀、志錄、年表、余慶錄、領譜等20多項（將在另外的地方專門討論譜牒的內容），並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記述，還對入譜人物也進行了限制性規定，行文重視修辭和文采。為使譜牒不至中斷，還規定了“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這些，使得明清時代的譜牒纂修更系統，更完善，價值更高。宋代以前，由於譜牒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別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選拔官員的作用，因而譜牒的內容比較單調，僅以記載家族成員為主。明清代譜牒記事記人範圍的擴大，也是對歐、蘇體例的進一步改造和發展。這就使譜牒成了家族史或社會百科全書。這是修譜史上的一個重大變革。這類族譜的社會價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後人沒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學家顧頡剛指出：“我國的歷史資料，浩如煙海。但尚有二個金礦未曾開發，一為方志，一為族譜。”
在編修譜牒的過程中，出現了如宗譜、族譜、家乘等許多新名詞，這將在《什麼是譜牒》一文裏討論。
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湧現出一批譜學專家，其中最傑出的是清人章學誠，他不僅闡述了譜牒的起源、作用，還具體分析了過去譜牒理論和譜牒實踐的不足之處，提出了獨到的看法。章學誠的譜學理論，對清代以至中華民國的譜牒纂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清代譜牒中，滿人修譜牒也很有特色，旗人襲爵、入仕者都要查驗譜牒，因此，滿人纂修譜牒的積極性很高。清代皇族的譜牒——“玉牒”可以說是譜牒發展史上最系統、續修次數最多的一種，
200多年間一共修了28次，平均不到10年續修一次，可以說是譜牒續修的冠軍。
中華民國時期編修譜牒也比較普遍。
古人還強調修譜的“義例”。什麼是“義例”？就是今天說的指導思想或修譜觀。譜牒能不能起到封建社會所需要的作用，關鍵是用什麼樣的思想或修譜觀作指導。如果指導思想或修譜觀出了問題，隨意寫來，就會達不到應有的作用和效果。修撰譜牒的最基本的觀念就是“隱惡揚善”、“為親者諱”兩句話。這是古人在幾百年譜牒發展、演變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一條基本原則。揚善即寫好的一面，隱惡就是不寫不好的一面，或者說醜的一面；祖先族人做了不光彩的事，不能寫進譜牒。
對譜牒的保管也極其重視。譜牒刻印出來，要分發給族人保存，以備閱讀和查詢。譜牒印製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房長或賢能者是掌譜人。到族長處領譜，必須登記，注明編號，以利檢查。有的家族還要求，必須將譜牒裝進專制的木盒，供于祖龕之上，或藏於箱中，不得隨意丟放。防止鼠咬、蟲蛀、髒汙、黴爛、遺失、私自抄錄或借給外姓人觀看，違者受到族規懲治。如果領譜人想從中獲利，偷偷地買賣譜牒，則視為不孝，給予嚴厲懲治。每年要檢查一次或數次保管情況。對保管好的表揚，保管差的批評甚至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批判各種封建文化的氛圍裏，譜牒無形中受到禁錮。80年代中期開始，編修譜牒的風悄然興起，到90年代末21世紀初，全國各地很多地方修譜成風。但多出至民間文化不高的編篡者手中，品質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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