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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家譜在方志編修中的重要作用
家譜是我國浩如煙海的史學著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一地氏族源流、地名掌故、人物行狀、宗族文化、名勝古跡、社會風俗等多方面地方歷史的重要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官方編修方志，查閱民間家譜，是不可忽視的基礎工作。
前不久，我市在發動編修鄉鎮志和地名志過程中，尋訪、收集到一批珍藏於民間的古代家譜，涉及趙、徐、錢、陸、張、陳、楊、季等30多個姓氏，這些家譜體例規範，譜目齊全，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文獻價值。現以此為例，論述家譜在修志等工作中的作用，以求教于行家。
一、研究人物行狀和家族背景
人類是歷史發展的主體，鄉賢人物是“一郡之柱礎，鄉邦之光耀”。在古今方志中，人物記載歷來十分重要，要編寫出高品質的人物傳志，必須佔有大量資料，加以研究、鑒別，方能避免錯漏。由於家譜不僅收錄了人物的世系、行第、生卒、妻室、子女、墓地以及科名官階，還收有行狀、傳記、墓誌銘等詳細資料，儘管其中可能會有溢美之辭，但大多數內容是可靠的，不失為研究重要歷史人物的必查文獻。
唐代陸器是蘇州府最早的狀元，由於年代久遠，歷代志書均語焉不詳。明弘治《常熟縣誌》(又稱桑志)是最早記載陸器的志書，然僅有幾句：“陸器，狀元，家河陽山，讀書台遺址尚存。”清康熙《常熟縣誌》的總纂錢陸燦也是河陽山人，他對自己的同鄉陸狀元的記述也只寥寥幾筆：“陸器，狀元，今有讀書台在河陽山，塊然一石也。後人掘地得墓磚，其上刻古篆雲‘唐狀元陸器妾李十三娘之墓’。”由於舊志記載的陸器既無字型大小，又無中魁年份，於是《重修常昭合志》的總纂之一徐兆瑋（字少逵，號虹隱）下工夫尋訪陸器遺存史料，終於在陸狀元第36世孫陸永亨處查找到《陸氏宗譜》。據譜載，陸器，字祖容，系唐朝開成五（西元 840年）狀元。陸器的曾祖父陸贄，是唐朝大歷年間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五史有傳；祖父陸簡禮，唐朝元和十二年（ 817）進士，官至通議大夫監國璽兵部尚書；父親陸宗阮是唐朝通奉大夫金吾衛長史。陸器有一子，名道顯。據此，《重修常昭合志》在《選舉志》中“陸器”條下增設按語：“邑《陸氏宗譜》世系載器字祖容，開成五年狀元”等語，比起前志多了兩項實質性內容。筆者去年也在我市後塍尋訪到《陸氏宗譜》（世德堂本），不僅查閱到上述文字，而且還有陸器的畫像及像贊，像贊注明陸狀元官至右僕射太子太師，進一步印證了徐兆瑋當年的尋訪考證言之不謬。
首開常熟藏書風氣之先的脈望館主人趙綺美，是清常道人。常熟縣誌在記述其事蹟時十分簡略：“生平損衣削食，假書繕寫，朱黃讎校，欲見諸實用”讀後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珍藏于張家港民間的《暨陽章卿趙氏宗譜》對脈望館趙氏卻有詳細記述。原來，脈望館趙氏系出章卿（今張家港泗港境內），其先祖趙士鵬任宋代江陰知軍，遂占籍，其後一支分遷常熟。趙綺美祖父趙承謙科舉成名後曾多次回章卿祭祖，主持續修宗譜、修建祠堂等事。該譜載有50多篇人物傳略、 125則名人逸事節錄，其中對趙綺美藏書事蹟記述得尤為詳盡、生動。譜載趙綺美嗜書如命，一生致力於收集孤本、善本，常親手抄錄並校讎刊刻，多部珍貴書籍由此得以免遭歲月湮沒的厄運。他起初購得北宋建築家李誡所撰《營造法式》一書時尚缺十餘卷，乃遍訪藏書家，於留院得殘本 3冊，又設法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卷。如此轉輾苦覓，經二十餘年努力始獲全書。刊刻校讎中最為困難的是“圖樣界畫”，他不惜以高價雇請良工高手重繪插圖，終使這部具有很高價值的建築學專著得以完整留傳後世。此書今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均有收藏。
二、查考氏族源流和人口變遷
家譜是研究該地方的氏族源流、人口變遷的重要內容。晚清史學家繆荃孫主纂的《江陰續志》專設“氏族”卷，列舉境內 100個大姓的世系源流及重要人物，為後人瞭解江陰的望族名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一般修志中，都在“人口志”或“社會風土志”中記述姓氏和人口狀況，但新修的部分縣市志，大多記述過簡，有的甚至不予提及。隨著開放的擴大和社會的發展，海內外炎黃子孫越來越重視尋根問祖和姓氏資料的收集。希望在續修方志時加強氏族源流及其變遷資料的記述，彌補新志之不足。因此必須充分重視家譜的作用，因為家譜在姓氏源流、世系變遷、族人分佈等方面內容的詳盡可靠是其他任何書籍都難以匹敵的，如徐姓為大姓之一，僅江蘇境內就有 300萬人之多，港澳臺和海外也有數萬人，支派世系難以計數。明清以來，徐氏更是名人輩出，如江陰有明代著名地理學家徐霞客，常熟有明右副都禦史、著名清官徐恪，昆山有清代徐乾學三兄弟一為狀元二為探花的傳世佳話。他們之間有無家族淵源關係，查閱《錫山徐氏宗譜》（大統譜），江南徐姓世系源流便一目了然。徐霞客先祖為千十一公，徐乾學先祖為千九公，徐恪的先祖為千十四公，其共同之祖為江南始遷祖、北宋名臣徐鉉。徐鉉經十一傳至元代，育有17個叔伯弟兄散居江南各地，排名千一至千十七，其中千一至千五為常州、宜興徐氏之祖，千六、千七、千八為蘇州、吳江、洞庭、松江、上海之祖，千九、千十為昆山、無錫之祖，千十一至千十四為江陰、常熟、太倉之祖等等。又如，徐恪系明代成化二年(1466)進土，曆官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禦史，但有的古籍卻稱其“八都堂”，其中“八”又從何而來？查《徐譜》又可知，千十四公居漁梁，六傳至徐訥，訥生八子，第八子即徐恪，是謂“漁梁八分”。今張家港市鳳凰鎮有八房巷，即為徐恪祖居之地。
通過查閱古代家譜，還可發現修志中差錯。《沙洲縣誌》在“社會風土志”中設有“姓氏
．宗譜”章，簡要記述了境內 9個望族的情況，其中對泗港趙氏作了如下記述：“泗港趙氏，系出天水，宋宗室，趙士鵬于宋紹興年間出守江陰軍，子不違定居章卿鎮。孫善宥分居石橋。曾孫中發，癸未探花，定居大橋鎮（今南沙鄉境）”。經查閱對照《趙譜》，發現有數處不符：一是分居石橋者並非士鵬孫善宥，而是士鵬六世孫必塋、必岊，這在《趙譜》的本序和首次修譜的《嘉靖戊子修譜序》中記述得十分清楚；二是“曾孫中發，癸未探花”句中，癸未探花名趙良發，又名趙發，字達甫，不叫“中發”，江陰舊志也有明確記載；三是“定居大橋鎮”句缺乏依據，宋代章卿屬崇仁鄉，大橋屬寶池鄉，趙良發卒葬崇仁鄉砂山，譜中並無分遷大橋之說。
三、追溯地名歷史和發展演變
地方誌涉及眾多歷史和現實的地名，介紹這些地名的歷史緣由和發展演變理所當然屬於志書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在修志中，對地名的記述一般都較為簡略，有的甚至不予記載。縱觀江陰、常熟、沙洲新編縣市志，涉及的重要歷史地名有暨陽、梁豐、利城、澄江、楊舍、海虞、南沙、虞山、琴川等，對於得名由來，有的簡略點到，有的未予提及。至於鄉、鎮、村以及重要的河道、橋樑的名稱由來，不僅新編地方誌中很少記述，即使在舊志中也是鳳毛麟角，語焉不詳。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應在續修或重修中予以補正。由於家譜一般都記述其始遷祖占籍當地艱苦創業、發展繁衍的情況，有的家譜還專設鄉土小志，其中帶出鎮名、村名、河名、橋名等歷史掌故，因而可以為方志編寫提供較為翔實的參考資料。
珍藏于我市鹿苑民間的《海虞祿園錢氏宗譜》（以下簡稱《錢譜》），始修于明代萬曆年間，經多次續修、完善，內容豐厚，其中專設《鄉土小志》章，分常熟縣小志、鹿苑鄉小志、鹿苑鎮小志等 7節，對家譜涉及的重要地名都有記述。如，關於常熟，譜中寫道：“以原隰異壤，水旱不能為災，歲得常稔也；一稱南沙，因東晉時曾改為縣也；又稱虞山，以虞仲得名；又稱海虞，因東北濱海也；又稱琴川，因城中有七河並行如琴弦也”。關於鹿苑：“相傳為吳王夫差豢鹿之所，故名；又稱祿園，取諧音也，元明時恒用之，故譜稱祿園支”。《錢譜》還對慶安、奚浦、海城、馬嘶橋、弘濟橋、陳陸園等村名、路名、橋名、園名等來歷，均有詳細記述，不失為後人追溯、研究地名文化的珍貴參考資料。
史學工作者對“張家港”一詞的由來存在著兩種說法，一說是此河由元末明初張士誠所開，依據是江陰舊志曾有朱元璋在張家港境內巫子門與張士誠決戰的記載，張士誠在此為備戰運糧而開挖河道極有可能；二說是此河系當地張姓族人為灌溉農田而開挖的河道，依據則是《張氏宗譜（孝友堂）》，譜載明代萬曆元年（1573），有始遷祖張南山自靖江南來，卜居香山北麓，開發圩田，遂形成村落張家埭。由於圩田常受澇漬，于萬曆二十四年（1596）張氏合族集議，將村旁小流漕拓寬成河。以後張氏又屢次拓浚，此河遂成灌溉、交通的重要河道。至清康熙二年（1663），江陰縣衙為修建馬路，勘察丈量到此河發現無名，乃根據地方名賢建議，正式命名為“張家港”。顯然，前者缺乏有力依據，屬臆斷推理，難以令人信服；而後者所記依據充分，事實清楚，可以作為史志工作者研究“張家港”地名歷史的重要參考。
有的家譜還真實記述了地名的發展演變過程，從中可見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縮影。例如後塍是張家港境內的古鎮、大鎮，居民眾多，商業繁華。可是，在元明之際此地還是江濱荒灘。據《後塍陳氏宗譜》記載，明代萬曆年間，常熟陳少元兄弟三人來到此處，見沙灘衍沃，宜於稼穡，於是招募開墾。經數世蕃衍，陳氏人丁興旺，分居前後村落，時人便有“前陳”、“後陳”之稱。明末清初，住在後陳村的陳天益，在村中開設糧店，生意興隆，引得鄰人竟相效仿，村內逐步形成十幾家店面的小街道，未幾街市漸旺，“後陳開鎮，實肇於此”。清代同治年間，外姓人大量遷入，陳姓日漸衰落，於是有人提議改“陳”為“塍”，塍者大岸也，陳氏初來時居住長江岸邊，不失原意；改“後”為“後”，意為大岸兩側乃皇天后土、人傑地靈之處，“後塍”一詞由此啟用。至民國，官方行文均改“後陳”為“後塍”。
四、挖掘當地的歷史古跡和人文景觀
近年來，各地十分注重挖掘歷史文化資源，保護文化遣存，發展文化事業。由於家譜除了記述聚居之地的歷史沿革和自然環境外，還大多收錄了與家族相關的人文古跡和名勝掌故，尤其是被歲月湮沒的歷史遺跡，充實到續志修編之中，或設專志編纂，大可作為當地文化資源和保護建設的參考依據。
張家港因建縣設市較晚，在一般人心目中歷史文化底蘊幾近空白，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如在上述《趙譜》中，記述了章卿“北帶大江，南拱沙峰，西與大橋為鄰，東與古琴(常熟)接壤，實當孔道”的地勢特徵外，還詳述了境內三處名勝古跡：一是千年古刹章卿寺。江陰舊志僅是點到一句“建于東漢，在章卿鎮”。《沙洲縣誌》亦僅列表記載。而《趙譜》不僅載有今已毀損的《章卿寺碑記》全文，而且還有關於此寺修葺、規模、歸屬等文獻資料。明清間規模益增，香火旺盛，清康熙江陰知縣耿慶撰文稱“夫佛殿巍峨，禪房幽寂，岑樓廣廡，井然有序，且古木千霄，修篁蔽日，誠一方之勝地，古佛之道場也。”屬張家港境內最早的古寺之一。二是趙氏鼎魁坊。江陰舊志僅注明“在學宮東，同治年間後裔重修”。《沙洲縣誌》未載。而《趙譜》稱鼎魁坊不僅江陰城中有，在章卿也建有同樣一座。譜中收錄兩篇《重修鼎魁坊記》以及坊上刻錄的章卿趙氏自宋至清37名進士，21名舉人的詳細名錄，由此可見趙氏科舉之盛在江南望族中可謂名列前茅。三是錫恩堂。錫恩堂是章卿趙氏祖宅，也是張家港境內古跡之一，由於年久歲遠，此堂今已不復存在，新舊志書均失載。《趙譜》所載《錫恩堂記》卻有詳細記述。
在《錢譜》中，也同樣記載了唐代鑒真和尚第六次東渡日本的啟航地黃泗浦、建于唐宋年間的私家園林陳陸園、建於元代大德年間的廣福禪院、建于明代由東南文宗錢牧齋親筆題名的弘濟橋、建於清代的灘裏天主教堂、橫亙鹿苑境內的古長江岸線海城等文物古跡，尤其是記載了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在境內屯兵留下的遺跡：如古鎮慶安，因韓在此為母慶壽而又稱“慶韓”；馬嘶橋，因韓策馬橋頭，坐騎突然昂首仰天長嘶，橋因此而得名；韓世忠夫人梁紅玉帶領女兵採挖野芹菜以度饑荒，此野芹菜即為當地特產“弄裏芹菜”等等，為張家港市記述了詳盡的人文歷史資料。
五、參考譜牒文獻可提高新編方志的水準
大凡家譜的序言、像贊、墓銘、傳略等，均有本族裔孫或姻親中居官仕宦、學有建樹者或當時名人學者所作，因此這些文章語句凝練，文筆優美，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價值，還有一些家譜設有藝文卷，專門收錄先人的奏疏、著述、詩詞等，同樣屬於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
以《陸氏宗譜》為例，該譜收集了陸氏先賢的眾多畫像和像贊詩賦，作像贊詩賦者大多為歷史名人，規格之高十分引入注目。其中有西晉文學家陸機，唐代有魏徵、韓愈、李白、白居易，宋代有司馬光、蘇東坡、岳飛、文天祥，元代有趙孟，明代有劉伯溫，清代有翁同和、蔣溥等。再如《趙譜》為之作序或傳的有：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史學家徐乾學、松江狀元唐文獻、武英殿大學士嚴訥、清代兩朝帝師翁同和、文學家李兆洛、篆刻書法家楊沂孫、武英殿協修孫原湘、刑部尚書龐鐘璐等幾十位名家。這些名篇佳作，敘事立論言簡意賅，文筆流暢，大氣磅礴，堪為修志續譜之楷模。
家譜中的藝文卷，用妙筆記述了親身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具有史料和文學雙重價值。如《趙譜》中不僅記述了趙用賢參劾張居正的緣由、經過及被杖於午門的詳盡始末，收錄了趙用賢的參劾奏疏，以及事後所撰“一疏曾同九死餘”名詩，表達了事主的切膚之痛和仰天浩歎，還記述了趙夫人為不忘其辱，將丈夫被杖落的股肉醃於缶中，常出示教育後人的生動細節，以及其孫趙士春高中探花朝聖當日所寫絕句“青袍席帽也朝天，慚愧明時獲進賢，拜罷遲徊尋碧血，先臣曾灑玉墀邊”，描述了這位新科探花緬懷先人之情，各種人物栩栩如生，記事之詳盡遠遠超過二十五史和常熟舊志。
家譜藝文卷中還記載了一些精彩的詩文。如趙用賢之孫趙士履，官當得不大，但為民辦了不少好事。他在河間府任管河通判時，恪盡職守，深得百姓好評。《趙譜》中收錄了趙士履所撰《松風草詩集》18首，其中在築韓江堤時所撰《行河雜詠》中寫道：“水勢彌彌未肯降，堤成賴取石為。自慚荒度非前誓，只有孤忠血一腔。”“忍見行河於役難，夢餘猶自發長歎。朱提慰勞非沽譽，甘苦聊同進一餐”。表達了他憂國憂民、與民同甘共苦的高潔情懷。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我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在經歷了歲月浸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家譜的史學價值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當然，由於家譜產生於封建時代，不可避免帶有種種局限，需要後人加以鑒別和揚棄。相信在新一輪續修方志中，廣大史志工作者一定能重視和發揮家譜的基礎史料作用，把續修工作提高到新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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