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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研究熱的背後
2015.10.13
家譜研究熱的興起
梁啟超寫於上世紀20年代的學術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將譜牒視為“史界瑰寶”予以鼓吹，並帶動了一輪研究家譜的小高潮。不僅他任館長的北平圖書館曾向社會各界廣征家譜，而且不少學者運用譜牒做出了優異的研究，如譚其驤的《湖南人由來考》，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等。但由於戰亂及家譜本身的私密性和印數稀少，家譜研究開展得並不充分。
新中國成立後，家譜一度被視為封建餘孽受到批判，上世紀60年代“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運動更使很多家譜遭到銷毀，大量珍稀家譜被送進了造紙廠的化漿池，今天家譜藏量最為豐富的上海圖書館，其家譜中的大部分便搶救自五六十年代的造紙廠。
改革開放以後，家譜研究逐漸回溫，至今已漸入佳境，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各地紛紛成立實體或非實體的機構，對譜牒文獻予以整理、開發和研究。
其次，民間修譜聯宗和海內外尋根認祖絡繹不絕。不僅世界各地紛紛成立有宗親會，而且民間修譜蔚然成風；不僅祭祖修譜修祠堂，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不僅農村修譜積極，而且城市中人亦時有回應。
再次，家譜研究中見到愈來愈多的學者身影，使家族研究和家族文學研究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生長點。就近年較為大型的研究項目而言，南方就有浙江師範大學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實行開放式全國招標，陸續推出“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叢書”；北方也有山東師範大學的“齊魯文化研究中心”，集聚省內專家，推出了“山東文化世家研究叢書”30種。可以說，家譜研究熱呈現出一種從民間到學界立體共進、方興未艾的態勢。
家譜研究熱的原因
近些年來家譜研究升溫原因大致說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傳統的儒家文化影響未泯。古代中國長期處於農業社會的自然經濟狀態下，形成了地域性、血緣性很強的家族制度，也誕生了提倡尊尊親親的儒家文化，而家譜正是維繫家族血緣紐帶的重要憑證和強化長幼秩序的重要工具。因此自宋以後，幾乎無族不修譜，而名人文集中也常見為族譜作序之事。近百年來，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中國農村仍帶有深深的地域和血緣烙痕，尊祖尋根意識仍較濃厚。“文革”中大量家譜雖然慘遭毀沒，但也有不少族人冒著風險悉心保護，存留下來的家譜為數可觀。這是家譜研究熱的潛在基礎。
其二，契合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精神。血緣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優秀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家譜不再被視為封建殘餘，其所宣導的忠孝文化、恥感文化、禮儀文化、家風家規等都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家譜得到關注是順理成章之事。
其三，海外同胞情感認同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中華兒女遍佈世界各地，據統計海外華人超過5000萬，他們不僅成立各種形式的宗親會以增強本姓群體的力量，而且還熱衷於回到大陸認祖尋根，通過家譜建立起與祖先的聯繫，也加強了他們對祖國故土的親情，從而在血緣記憶、民族聚合和歷史文化認同中安頓自己的精神與靈魂。因此，每年都有大批華人不遠萬里，回到中國來祭拜祖先。而他們也往往留意鄉梓建設，樂意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其四，學界的開發和利用。學者或出於弘揚民族文化認同感的責任感，或出於整理文獻資料的興趣，或緣於尋找新的學術領域的需要，數十年來，保持著對家譜的關注，有力推動了家譜的整理和研究。家譜資料類編、叢刊和家譜目錄學著作也不斷湧現，特別是由上海圖書館發起並聯合美國、新加坡等地25家機構共同編纂的第一部包含全球華人家譜資料的《中國家譜總目》，總計1200萬字，收錄中國家譜52401種、計608個姓氏，是迄今為止收錄中國家譜最多、著錄內容最為豐富的一部專題性聯合目錄，為家譜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學科導航作用。
其五，數位化與網路化發展的推動。數位化技術的不斷發展，使文獻的公開和共用成為可能，如國家圖書館就與澳門基金會合作開發了“中華尋根網”，就是建立在廣泛合作基礎上的全球家譜數位化服務、教育和研究專案。其他家譜藏量豐富的機構也在努力開發數位化產品。另外，數位化修譜、建立專門的姓氏網站在網路上悄然興起。這樣不僅省時省力，還節省印刷費，大大降低了使用家譜的門檻，也吸引更多人參與到家譜研究的行列中。
理性認知家譜的價值
家譜在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方面都獨具價值，這一點毋庸置疑。如在政治上可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鞏固國家統一，維護社會穩定，緩解社會震盪帶來的緊張感和不安感。在經濟上可以成為吸引投資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上可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消解文化斷層的危機和重建新的集體認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在學術上可以突破帝王將相政治史的束縛，在社會史、人口史、經濟史、民族學、華僑史、法制史、倫理學史、遺傳史等方面有所創新和發現。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有過“夫家有譜、州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的說法，後世遂有人將家譜與方志、正史看作構成中華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
但是這種看法並不嚴謹，因為文獻的可靠性，與其開放流通程度呈正比關係。文獻的開放程度越高，流通越廣，受到世人關注、監督、質疑和修正的機會也就越多，人們利用起來也愈心中有數；反之，開放流通程度低的文獻，由於受檢驗的機會少，人們也就很難放心利用。從這個意義說，正史的取材範圍雖然包括方志和家譜，但由於開放流通程度最高，其可靠性也就最容易判斷。而方志著眼於一地，開放流通程度次於國史；反過來又可以方志的官修性質提升家族聲望、佐證家譜的合法性，甚至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因此方志的可靠性要比正史次一等級。而家譜由於私密性最強，開放流通程度最低，其可靠性明顯又比方志次一等級。
一般而言，家譜中較為可靠的文獻是其人口資料，特別是世系圖表中自本支始遷祖而下，有明確生卒年月日的家族成員情況，明清以降，多可信賴。家譜中最不可靠者是對本支始遷祖以上祖先歷史的回溯，常見者多是攀附歷史上同姓的帝王將相名人為祖先，有的甚至追溯到夏商周，以炫耀本族歷史之悠久。至於《中華萬姓歸宗》將天下萬姓同歸於太昊伏羲氏，則只能一笑置之。還有偽託名人編造歷代譜序和祖先像贊，亦是家譜中常見行徑。如光緒二十一年重修《蘭溪香溪范氏宗譜》，其譜序作者中的名人如張九成、陸游、柳貫、吳師道等無一不偽，而其祖先像贊，宋人之像皆著明人服飾，一望即知是譜匠的範本製成。明清有專門造假的譜匠，預製有一套遠祖遺像和名人序跋，然後將名字一改，即可張王李趙，萬家通用，該譜中所謂韓世忠的《茂寬公像贊》即完全抄襲魏了翁為裘萬頃所作的《題竹齋遺像》，而所謂周必大的《蒙齋先生像贊》，內容同時見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黃中咸等所修《蕭山埭上黃氏家譜》附錄《黃氏詞翰錄》卷四中，其實作者非周非黃，而是宋末的謝枋得，詩題作《送半村厲元吉出尉烏程》，範氏譜與黃氏譜中均只改動了個別字詞。
家譜中行狀、傳記、墓誌銘、藝文部分展現本族人較為詳細的事蹟和文藝才能，本來可信度和史料價值較高，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如明汪道昆編纂的《汪氏十六族譜》，收有所謂胡銓撰《司農少卿汪公（叔詹）傳》，實從汪若海所作《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割裂作偽而成。如果一看譜是名譜，編者和作者又系名人，就盲目信其為真，恐怕最終是會出洋相的。
因此對於家譜的價值，必須理性認知；對於家譜史料，也必須劃分信任等級，謹慎使用。
作者張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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