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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家譜的功用與現實意義
20世紀80年代末，我調入宜昌市地方辦公室開始從事地方誌工作，由此而知“盛世修志”乃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且方志與國史相提並論，素有“國有史，郡有志”之類的行話。不虞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2000年
3月裡一日之內就偶獲二本族譜，從此有了“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的概念。
要說家譜，我原本孤陋寡聞得很，但在千禧之年
3月份一次回鄉時，從祖父口中得知鄰居一位族弟有本族譜，遂借來一觀，卻是一本毛筆抄錄的《文氏宗譜》小冊子，細加查閱本家世系，然今昔斷代銜接不上。祖父又說老家高湖一位族叔家中有譜，祖孫倆人同往，果不其然，那族叔確實珍藏著一本毛筆手抄的《文氏族譜》，較之《文氏宗譜》內容既多，所載世序也延後一二代。再經祖父所報的上三輩一對照，本家世序吻合得清清楚楚。據此足見，這兩本族譜均系本門先賢遺作，時隔不下七十年，所載世序固明晰可考，先祖文安之的生平事蹟也歷歷可見。我如獲至寶借回家中複印留存，並油然思起重修族譜。此後忙裡偷閒，一邊著手整理，一邊走訪輯錄，漸漸有點津津樂道了。一晃四個月過去，就斷斷續續地，也是一鼓作氣地重修了《文氏族譜》，而且付印了。
若問為何修譜，我在續修《文氏族譜》的“前言”中開門見山道：“所謂族譜，就是宗族或家庭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的書。族譜在往昔，可說家喻戶曉，比比皆是。然當今之世，卻無修譜習俗，曠日持久，別提新譜少之又少，就連舊譜也愈來愈稀。而人名不講究派字的情況亦越來越多。倘或問及祖宗，恐怕大多僅知其祖父輩了。我就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代表。”舊譜既存，新譜續修，自然而然，對我這個供職在方志單位的編輯來說，既是職業習慣，也是義不容辭。其動機不過是“希冀繼承先賢之修業，成就今日之族譜，讓子孫後代瞭解家史，不忘根本，知其先人，進而承前啟後，光宗耀祖。如此，就善莫大焉了。”“祖先們開闢了道路，我們就應該走下去，而且要隨著時代的步伐越走越新，越走越好。”在“後記”中，筆者又如是開宗明義一古語雲：“治國者以史為鑒，治郡者以志為鑒”，所以我國歷來都有盛世修志的優良傳統。如果說史志是“陽春白雪”似的大雅之作，那麼譜便是“下里巴人”般的民俗之品了。儘管現今不時興修譜，然譜之不絕，源遠流長，還是頗具有生命力的。因此可以這樣說：“治家者以譜為鑒”。人們常說“保家衛國”，家是國的基礎。人生在世，大為者為國，小為者為家，古今無殊。基於愛國愛家，尊祖敬宗，現今推陳出新，吸取前人之精華，續修悠久之族譜，竊以為是有益無害的事。
若問譜有何用，舊譜載“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而收族之道，莫若輯譜。夫族之有譜也，所以明其世序，紀其行事。世序明，則支派以分，尊卑以別；行事記，則祖德不沒，宗功不湮，且親疏無所混淆，遠近無不有所聯屬，是譜之所重且大哉。”由此觀之，一分為二地就事論事，譜是有功有過的，既有利，也有弊。提倡“尊祖敬宗”，彰揚“祖德宗功”，此乃中華傳統美德，這可謂之為功；而“敬宗收族”，為宗族勢力推波助瀾，甚至助紂為虐，這又謂之為過。“明其世序，紀其行事”，使之上下有序，忠孝有節，這可謂之有利；而“尊卑以別，親疏無混”，使之男尊女卑，富貴貧賤，這又謂之有弊。凡此不一而足。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舊譜多有“祠規”、“家法”，個中條條框框，糟粕陋習自存。傳說過去入祠上譜，家家戶戶需俸供，倘若無錢，就得或豬羊或柴米作抵。鬥轉星移，時過境遷，歷史發展到今天，舊習早已移風易俗半個世紀了。家家平等，人人平等，男女都一樣，所謂的“祠規”、“家法”蕩然殆盡，即或族族修譜，必將異於舊譜，今非昔比也。至於其作用，不外乎一是繼承文化遺產，發揚“尊祖敬宗”的傳統美德；二是“明世序、記行事”，瞭解家史，知其祖先，避惡揚善，以譜為鑒。除此，就是豐富一下民間精神生活了。事實上，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家譜還是頗受歡迎的，別的姑且不說，就譜上有列祖列宗也值得一瞧；倘若自己名列于譜，家人譜上有名，何樂而不為！自古就有“人過留名”之說。
話說回來，我們素稱“炎黃子孫”，這歸功於史籍。而在文氏舊譜中，有資可佐本門先祖文安之與文天祥有著一脈相承的浩然正氣。由此撰寫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略述文天祥的抗元與文安之的抗清。本門從江西始祖文顯到文安之，從文安之至我輩，足有二十世，若非族譜所載，僅憑記憶口傳是難上加難的，也可以說不足為據。這就歸功於譜了。可惜明代老譜因兵燹遺失，老祖文顯的的上輩就失考了。這對我族之人，不能不謂之遺憾。相形之下，據說山東曲阜孔姓族譜千載悠悠，保持完好，堪為中國之最，所以現今仍有孔子一百幾十代的孔姓人。這正是“源遠者流必長，積厚者光自遠”。又聞臺灣某女政客（即呂秀蓮），大肆鼓吹台獨，然查其根底，祖籍卻是福建，其大陸親戚大有人在，有譜為證。又載開封市重修了紀念楊家將的天波樓，依據族譜所載，特邀了楊家將後裔楊成武將軍題名。諸如此類，家譜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有一定好處的。說到這裡，再舉一實例，先祖文安之，雖說鮮為人知，卻也青史留名，《明史》、《辭海》、《中國人名大辭典》、《夷陵州志》、《東湖縣誌》、民國《宜昌縣誌》等書籍中均有一席之地，但生卒年都不詳。可在族譜中，其生卒年卻清楚，生平事蹟也詳細。如果加以考證研究，族譜是大可彌補史志之不足的。所我所知，武漢市就有武漢譜牒學研究會。由此可見，譜是有一定利用價值與研究價值的。
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竊以為譜如《金瓶梅》，正心讀之為好書，歪心讀之為淫書；譜又如刀，用之正道為武器，用之濫殺為兇器。誠然，譜有劣根性，但畢竟亦屬文化遺產，我們完全可以“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地吐故納新。正如魯迅先生在《拿來主義》一文中說的那樣：“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文藝”。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拿來”家譜，為文化事業增光添彩。
家譜與已正事無關，又家譜乃舊習，今不時興不說，據聞還涉嫌違規，人多淡忘，亦多諱忌，故閑修時作，後以《閒言碎語話家譜》為題，投寄《湖北方志》編輯部，不久便被刊載於2001年第
1期。《湖北方志》還加有“編者按”：“編修族譜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以宗法思想為主導的封建社會裡，編族譜是凝聚家族、炫耀祖先、訓誡子孫的重要手段。同時，汗牛充棟的族譜遺存也是編史修志的重要資料來源。近年來，在一些地方族譜編修之風甚盛，令人感到欣慰。族譜的編修可以弘揚愛國愛鄉的情懷，團結‘族’中之人為建設獻計出力；亦可為史志工作提供支持。但在族譜的編修中我們應該盡力克服地方主義或小團體主義的封建意識。本期我們特編發了這篇內容豐富文筆清麗的文章，供廣大讀者賞析商榷。”
要說當年乘興修譜，在採訪輯錄的過程中，我還先後見過四本族人保存的家譜，雖是不同版本，然所載內容大同小異，兩相參照，無出左右。速戰速決之餘，正如我在族譜“後記”中所說：“編書不易，修譜更難。其一，族人分散，難於收族。由於諸多原因，族人各適樂土，成家立業，子孫繁衍，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或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有的近在咫尺，有的遠在天邊，親疏往來，分合聚散，代有更替，乍然收錄，實在不易。其二，年長斷代，難於續譜。舊《文氏宗譜》最晚也在1938年，迄今已逾六十有奇，其間生死無常，代有廢興，對於家族史，有的知之甚少，甚至連祖輩的名號也無從知曉者，加之原譜本就收錄得參差不齊，有一部分族人輾轉遷徙，不知其後代今在何方了，倘要完整續譜，的確不易。此外，限於人力、精力與財力，時下還不能編輯出完善的新譜。”
續修族譜之後，我也聽說過別姓有人修譜的，並曾見過一位家在武漢的宗親保存的老譜，世序居然上溯到文天祥祖先好幾輩人。我當時雖是大開眼界，只因本門族譜“江西始祖”文顯大約在明代，與之老譜世序銜接不上，也就未加深究。
及至2009年
3月間，通過電話和網路溝通，我邀約幾個族人前赴孝感市孝昌縣參加了湖北省文氏宗親第一屆代表大會，在報到的當天，就得知各地宗親多有舊譜存世，且得見羅田縣和孝昌縣二地的老譜，世序上溯至文天祥先祖。自是欣喜，期盼來日得窺全貌，有助我輩家譜世序更源遠而齊全。
清明前夕，我又邀約多名宗親前往恩施鶴峰縣，參加了由鶴峰縣政協和宜昌市夷陵區政協組織的祭掃文安之陵墓活動。其間，得蒙自仙桃趕來的一位宗親相送《江西老譜》、《正氣堂合譜資訊》等資料，同時借閱一本2005年版的《江右文氏通鑒》。當夜連看，不僅耳目為之一新，稍學亦獲益匪淺。如《江右文氏通鑒》重修序（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文幸福）雲：“天下無無緣之事，亦無無根之物，是故物有其由，事出有因，推本溯源，探其所自來也。”序中引用“大宋狀元丞相信國公嘗言：‘以一家視一族，則一家親；以一族視四海，則一族親；溥而視之四海，皆同胞之親也。’（《永和文氏宗譜》）。”進而言論：“天祥仁義忠孝，世所景仰，其言確乎不可易也。族親家親，同氣連枝。守望相扶，以親四海之親，譜牒實賴焉。”身為文氏後裔，讀之不能不為之而情動意蕩。又2008年版《正氣堂合譜資訊》中的“偉人論族譜”亦載：“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有譜則家之疏戚有所考，有史則國之隆替有所究。故國不可以無史，而家尤不可以無譜也。”——文天祥作《澄溪初修族譜序》。“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1957年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摘錄（引自1968年貴州地方誌通訊）。由此可見，譜之源遠流長，既有其生命力，也有其作用性。
回家之後，我又仔細參詳複製的《江西老譜》世序。據譜載“江西始祖春元西元五代世系”，時為一世，至五世有卿、小山。文卿的後世中即有南宋狀元宰相信國公天祥，為十三世。文小山世序的十三世有翔鳳，其中十九世宜寬有二子（復興、興讓），二十世復興、興讓也各有二子，分別名：政、顯；善元、善倫。按《江西老譜》載，首修于宋德佑元年（1257），末次是十修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續譜代數有已超過二十五世的了。而文政、文顯的後代並未見譜，可見是遷徙湖北了。而宜昌一地，南明宰相文安之一門，因老譜兵災遺失，清順治九年（1652）曾創譜，後人續修，新譜有2000年的《文氏族譜》。此“文門宗譜”的“江西始祖”即為“顯”公。此公是否為時公世序的二十一世後裔，就有待參照物了。為此，我寫了一篇《追根溯源考證求援》，發表在中華文氏宗親網，同時向有關宗親求證，有識宗親認為大有道理。如真是這樣，本門譜牒世序就可上溯五代十國甚至更遠的年代。後又見當陽市宗親一老譜，一世為求，至十二世是興隆，十三世有元鼎、元新。而對照《江西老譜》世序，譜中明載文時（春元）是興隆公的四子。再看中華文氏宗親網中所載的《文氏世系圖譜》，由少典至黃帝、炎帝，由得姓始祖衛文子到越國大夫文種，由四川綦祖文翁至江西始祖文時等，脈絡如絲綿綿。
有感於此，我又閑作一篇《試論科學發展與文明傳承》，權當時下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心得體會。結合自身的經歷表白感言，我們常說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便是多指繼承文化遺產，意為“去掉舊事物的糟粕，取其精華，並使它向新的方向發展”。繼往開來則是“繼承前人的事業，並為將來開闢道路”。這種繼承，便是發展。科學繼承之，便是科學發展之。道理挺簡單。今人各宗親熱衷修譜，甚至成立民間組織宗親會，旨在“尊祖敬宗，團結友愛，加強交流，搞活經濟，傳承文明，惠及後人”，這也是一種繼承的發展。而各地盛世修志，更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已進入全國第二屆新方志編修後期階段，志書的意義一直以“資治、存史、教化”來概括，對於新編地方誌仍能適用，有識之士雲：“新志較舊志更完善，內容更豐富，範圍更寬，作用更大。”竊以為，家譜同樣有著“資治、存史、教化”的功用和現實意義。概因家是國的基礎，設若有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文天祥所說的“溥而視之四海，皆同胞之親”這等胸懷與眼界，家譜的功用和意義就更可貴了。
百度網載，不難得見《家譜中的文獻問題》（北京大學學報，作者湛廬）有雲：“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正史、方志和家譜，可說是構成中華歷史的三大柱石。20世紀以來，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正史和方志得到了普遍和有效的利用，而家譜由於私密性和印數稀少，尚存在著有待開發的廣闊空間。可以預測，未來若干年內，家譜必將成為學術研究中的另一熱點和重鎮，這從當前許多學術論文的寫作傾向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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