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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牒研究利用與方志編纂
以血緣承傳為核心，以辨昭穆、序長幼、敬宗收族為宗旨而編修的中國譜牒，是中華傳統文化很獨特的現象，據筆者所見的資料：北京圖書館收藏有譜牒2200多種，上海圖書館收藏有譜牒12000多種，加上國內（包括港、澳、台）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收藏，以及美國“家譜學會”收藏的中國家譜4925種，還有日本、英國等國家的收藏，恐怕還只是中國譜牒總數的一小部分。更多更豐富的收藏應當還在中國廣大民間，它的數量之多，分佈之廣，根本無法統計。如果就一部譜牒來考查，它很小，排位在國史、方志之後，記述的族群社會、地域範圍、時間跨度等有限，載息量並不大；如果就其整體來研究，它重大的價值、豐富的資料內涵就會凸顯出來。面對這樣一座“史料寶庫”，從事號稱“一方之全史”的方志編纂工作者，能等閒視之？筆者有幸參與新中國第一屆修志，也曾查閱過一些族譜，在具體的工作中有些體會、想法，不揣淺陋提出來，以期在新一屆修志工作中能得到同行的重視。
一
中國譜牒編修的歷史源遠流長。
《史記‧殷本紀》所載的商朝帝王、貴族世系，使譜牒的編修史可上溯至殷商時期。
周朝設史官修譜。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設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員，負責王族修譜。
秦漢時期，帝王、諸侯、士大夫譜牒的出現，譜牒編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當普遍，《漢書‧藝文志》所載《帝王諸侯世譜》、應邵的《士族篇》、穎川太守《聊氏大族譜》、楊雄的《家譜》為其代表。
《隋書》記載：當時的譜牒已達百餘種。
唐朝設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錄》等。私家族譜開始出現。
宋代，隨理學興起，宗法倡立，作為宗族典籍的譜牒，其編修已經擴散到廣大平民族群。一批學者如程顥、程頤、楊時、朱熹、真德秀、蔡襄等身體力行，研究和倡修族譜。楊時對秦漢時期流傳的《春秋公子血脈譜》所作的考證，福建呂夏卿、鄭樵的譜學理論、歐陽修、蘇洵的族譜體例等影響很大，譜牒編修形成一個高潮。
明、清兩朝是譜牒編修最為興盛的時期。朝廷設宗人府，掌管皇族譜籍。民間族譜也一修再修，基本形成30～50年續修的共識。同時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居民移居臺灣、港、澳地區和海外的人數漸次增多，他們贊助家鄉宗親修譜的積極性很高。北京圖書館藏2200多種譜諜中，清人所修達1160餘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初。
解放以後，譜牒編修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中，民間舊存譜牒相當一部分遭到焚毀的厄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臺灣、港、澳地區及世界各地宗親尋根問祖熱的興起，民間修譜再現高潮。上世紀90年代，民間流傳“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譜”之說，就反映了這一現象。
拿譜牒編修史與方志編纂史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它們的歷史進程何其相似。
二
譜牒中的史料非常豐富，是編纂方志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料來源。
譜牒的體例大致前有序、凡例（有的叫譜例），中有姓氏源流、先世考、像贊、恩榮錄、祠堂、墳墓、族產、族規、家禮、世系、傳記、仕宦錄、藝文、字輩等，後有跋、附。有的族譜還有大事記、譜引和其他一些專題記敘等等。其中含載的資料與方志各專業志、篇、章密切相關：
1.姓氏源流、先世考主要記述族姓的歷史源流、得姓始祖及派系、遷徙等情況和郡望、堂號的歷史典故等。其中在志書記述範圍內的開基祖、顯祖的情況價值最大，可為人物、民政（地名）、文化等專志提供資料。
2.恩榮錄主要記載朝廷、政府、達官顯要對顯祖及其家庭成員（父、母、妻、兒等）的封贈、褒揚及與本族榮譽有關的文字，通過核實，可為人物、文化、建設等專志提供資料。
3.祠堂、墳墓的記載較詳。祠堂的始建、重修、規模、位置等均有記載，有的甚至連祠堂的楹聯也刊載。有些譜還專設《祠堂志》，記敘相當詳盡。墳墓往往配有繪圖，注明葬主名號、位置、四至、風水等。其資料可供建設、文化、風俗、人物等專志選用。
4.族規、家禮內容複雜多樣，涉及規範族人日常行為、祭祀、婚姻等方方面面，大部分體現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標準積極的一面，可為人口(婚姻)、風俗、精神文明建設等專志或章節提供資料。
5.世系、世錄是譜牒最主要的內容。不論是採用歐式（歐陽修所創）還是採用蘇式（蘇洵所創）編制的世系、世錄都分為圖與文兩部分。所謂圖，指世系圖表，記載世代血緣承傳關係；所謂錄，指相關的說明文字。世系錄涉及族中成員的名、字、號、輩份、排行、生卒、婚配、子女、職業、文化程度、功績、葬地、遷徙等等，是族人的簡要履歷。這一部分載息量相當豐富，但大部分資料性不是顯性的、直接可用的，必須經過研究、比較才能有所獲。例如：可以從生卒年統計出這一族人的壽命情況；從子嗣繁衍統計出這一族人在某一時段人口增長情況；從兒童“早殤”統計資料與同一時期的災害、瘟疫、戰亂等相並考察，找出因果關係；從職業統計看社會分工，分析社會經濟狀況；從文化程度、功績統計分析族人教育情況等等。這一部分的內容可為人口、文化、衛生、教育、風俗、人物和經濟部類等專志提供資料。
6.傳記與仕宦錄主要記載族人事蹟、科第、任職等情況，是人物傳、表的重要資料來源，也可能為其他專志提供資料。例如：傳主的文化活動，可為文化專志提供資料；傳主的武功記述，可為軍事專志提供資料；能工巧匠能為相關專志提供資料；道、釋人物能為宗教專志提供資料等。
7.族產及契據在譜牒中占一定份量，其中不乏珍貴史料。例如：有的族譜中載有遺囑、合同、訟狀，其內容，甚至格式、行文都是研究歷史經濟難得的原始資料，還可為農業、林業、商業、稅務、財政等專志提供資料。
8.藝文收集有族中文人著作，有的也收集名人撰寫與本族有關的著作、文章、詩、詞等。在這些文字中記載與一地相關的史料，可為文化和其他相關專志提供資料。
9.勝跡錄記載族人聚居地的名勝古跡，有的記載當地十景、八景等，還有的記載當地的山水、亭、台、樓、閣、橋樑等等，可為旅遊、建築、交通等專志提供資料。
10‧序、跋、附在譜牒的首尾，亦含有一定的史料。有些譜牒的序文隨續修次數的增多而多達20餘篇。其內容一般涉及本姓源流、始祖遷徙、定居開基、修譜緣起、譜學理論等，也偶有涉及一些對本族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跋、附一般陳述修譜經過和相關事件，可為人口、文化、人物等專志提供資料。
11‧大事記及其它專題記敘散見於某些譜牒，資料彌足珍貴。如龍岩《長林世譜》中有大事記，記載：“本族重大事變並有關於一族教育事業、水利、人口興替等事蹟。”永安《餘氏族譜》有《賦役志》、《戶籍志》，南平《駱氏族譜》有《變亂紀略》，惠安《劉氏族譜》有《遷海記》等。其中多可為正史互補互證的史料，可為相關的專志提供資料。大田魁城《陳氏族譜》(2001年續修本)設《族志》，內有自然地理、自然資源、農業、商業、名勝古跡、民居、功業、交通、電信、教育、體育運動、文化生活、藝文選等章，嚴然魁城一鄉之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貢川祭祖》一文所載的陳儀（福建省國民政府主席）、陳肇英（國民黨福建省党部主任）、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祭祖的一些史實，是正史不載，族譜獨有的珍貴史料。
三
譜牒與方志編纂的關係密切，歷代政府、名人、史志學者都予以充分的重視。
唐朝劉知幾在編纂《史通》時就主張把譜牒編入。宋朝樂史編纂的《太平環宇記》中辟《姓氏》等門類，廣輯譜牒入書。鄭樵在所編的《通志》中亦辟有《氏族略》，輯入的譜牒達
170餘部。清朝章學誠認為：“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從史學角度闡明傳、譜、志、史的性質和相互地位關係。他還主張設立志科，提出“民間修造譜牒和傳狀志述……都要呈副報告於志科。”民國時期《深州風土記》主編吳汝綸在擬定的《資料採訪條例》中有這樣內容：“采族姓流所自”，規定要從譜牒中收集資料。甘鵬雲在《方志商》中提出“……族姓之源流、風俗、習慣、禮教沿革……均應逐縣調查。”對譜牒資料的重視不言而喻。傅振倫在20世紀30年代所撰的《中國方志學通論》中把譜牒列為方志資料文獻資料類，以為要認真搜集。
1957年，毛澤東在談及研究歷史問題時說：“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
新中國第一屆修志中，專家學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對譜牒資料在方志編纂中的重要性給予充分的重視。
1985年，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文，明確指出：“家譜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學、人物傳記、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它不僅對開展學術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當前某些工作也起著很大作用。”文中還指出：“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許多根在大陸的臺灣同胞、海外僑胞的思鄉之情日趨濃烈，他們也亟需利用宗譜來尋找自己的血緣關係。”
王復興在《方志學基礎》中指出：“譜牒，包括家譜、族譜、宗譜等，這類資料對族屬、人名、生卒日期、世系關係等的記載較準確，間或記有人物生平，有的還涉及社會與自然狀況。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情況，在修得較晚的家譜中也間有涉及。……要廣泛徵集”。
來新夏主編的《方志學概論》在談到方志資料來源時提出：對譜牒資料“應本著批判地繼承的態度，從中搜集對修新志有用的資料。”
林衍經在《方志學綜論》中圈定方志資料收集範圍，其中包括名人望族的家譜。
劉光祿在《中國方志學概要》資料收集中說：“特別是當地著名人物書信、日記、手稿、家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於研究地名、風俗、方言、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清流縣誌》主編李升寶在《譜牒的淵源利用》一文中說：“譜牒提供民族人口變遷的歷史，融匯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史料，內容極其豐富，……是地方史料的佼佼者。”
浙江包崇跳在《試論譜牒的資料作用及其它》、胡汝明在《淺談家譜》、李光雲在《試述宗譜在修志中的作用》的文章中，都對譜牒資料對方志編纂的作用作了各方面的闡述。他們在方志編纂的具體實踐中深切體會到：“譜牒蘊藏有大量的地方誌的資料，可作為信史的補充。”
四
在新中國第一屆修志中，方志工作者對譜牒資料的認識、研究、利用程度參差不齊。
浙江的方志工作者對譜牒普遍較為重視。例如：《龍遊縣誌》社會篇中設氏族章，其中氏族表收集43個姓氏，表設祖居地、遷入年代、始遷地、繁衍（代數）、有無分遷、有無譜存、本志是否有考等欄，較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姓氏的基本情況。同章還設有譜牒一節，簡要記述當地留存的譜牒135種140部。這部縣誌有關譜牒的記載是筆者所見縣（市）志中最突出的一部，除了該志編纂者的重視、努力外，還應與民國時期余紹宋編修的《龍遊縣誌》設氏族表，搜集譜牒百餘部有很大關係。
據包崇跳介紹，《三門縣誌》在編纂過程中查到各種譜牒143部。他們研究、利用這些譜牒發現朱熹、文天祥、吳潛、劉伯溫等著名歷史人物的佚文數篇；瞭解到楊鎮龍領導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李世賢部、倭寇入侵，鄉人奮勇抗擊的一些史實；找到古地圖兩幅、一些鄉村人口較準確的歷史統計資料、一些地名來歷含義的根據；查明多個姓氏先祖由福建航海北遷、定居的情況等等，收穫可謂不菲。還發現該縣邵家鄉馬氏家族保存的一部用金粉書寫的《馬氏宗譜》。譜屬珍稀，發現更為重大！
據李光雲介紹，溫嶺縣誌辦根據譜牒查明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植物辭典”《全芳備祖》作者陳景沂的籍貫；查考清代所建“宗文書院”的創建時間；糾正“月湖書院”座落點和明代林勺、楊巽農民起義時間的錯誤記載；補充了清代著名音韻學家戚學標的卒年，以及宣統三年遭水災等史實。
據胡汝明介紹，《金華市志》根據譜牒資料考證歷史名人舒元輿籍貫、始祖、墓地等情況，糾正了《舊唐書》、《新唐書》的記載錯誤；收集了大量太平天國軍隊在金華活動的史實，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查證了多處地名的來歷、變化情況；收集到人物、瘟疫、物價、人口、姓氏遷徒等方面資料，充實該志相關篇章的內容。
《象山縣誌》第二章人口設姓氏節，根據譜牒資料，記敘當地16個主要姓氏的始祖、從某地遷入、在本地分佈、人數多少等情況。《江山市志》在《編後記》中稱：“1986年底，搜集到一批檔案、古籍、志書、譜牒等古今材料。”該志第二十二編社會第三章姓氏下設源流與分佈節介紹39個姓氏遷入年代、從何處遷來、始祖(開基祖)、分佈地點、人數等情況。
福建省部分縣（市）志也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寧化縣誌》在人口卷下設人口流動、姓氏構成章，引用大量譜牒資料，其中“寧化縣部分姓氏流遷登記表”所查考的譜牒達
104部。志末附錄“關於巫羅俊授職和爵封情況的調查”中也提到巫姓後裔從《巫氏重修族譜》為入志人物巫羅俊的身世和職位提供資料的情況。這些譜牒資料為這個號稱“客家祖地”、“客家中轉站”的縣份增添不少濃厚的地方特色。
《德化縣誌》在人口機械變動一節中設“951-1861年外地遷入部分姓氏表”，為56個姓氏分始祖姓名、遷入定居時間、何處遷來等欄，作了較詳細介紹。譜牒資料的整理利用使這一章節的記敘顯得充實，可讀性強。
《建寧縣誌》在人口編民族與姓氏節中記敘：“縣地方誌辦公室組織熟悉地情人員深入各鄉調查統計，並摘錄各姓現（殘）存宗（族或家）譜，取得59個姓氏徙居及分佈狀況的資料。”在“部分姓氏源流調查表”中列出這些姓氏現聚居地和播遷源流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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