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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譜牒史概論
第一章 譜牒的起源和上古譜牒的發展
第一節 譜牒和家族
譜牒是從文字產生以後，一直伴隨著家族制度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特殊的文獻或簿籍，是除父家長制家族以外的各個階段家族制度形態結構的重要特點。研究譜牒是研究家族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
究竟什麼是譜牒？
“譜”是一個派生字，原字為會意字的“普”，後來由於用“普”字表示一種文獻、簿籍，所以加“言”旁成了形聲字的“譜”。《說文》無“譜”字，當系漏收。因為《史記》、《漢書》及稍後的字書《釋名》、《廣韻》均有“譜”字（《史記・三代世表序》：“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漢書・藝文志》：“曆譜者，序四時之位”，《劉歆傳》：“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釋名・釋典藝》：“譜,布也。”；《廣雅・釋言》：“譜,牒也”。）。徐鉉編《說文新附》增收“譜”字是對的。“普”和“譜”意義完全相同，都表示全、遍之義。《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左傳》、《孟子》、《荀子》及漢人引《詩》均作“普天之下”（見《左傳》昭公七年、《孟子
・萬章上》、《荀子・君子篇》、《韓詩外傳》卷一、《史記・司馬相如傳》、《後漢書
・桓帝紀》、《白虎通德論・封公侯篇》等。），是溥、普通用的證明。趙岐《孟子注》：“普，遍。”（《孟子・萬章上》趙岐注。）普天下就是遍天下。《易・乾卦》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墨子・尚賢中》：“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都是全部、普遍的意思。劉熙《釋名》說：“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釋名・釋典藝》。）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說：“譜，布也，布列其事也。”（見《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正義。）所以，作為一種文獻體裁，凡同類事物，不予選擇或遺漏，全部、普遍的布列出來，皆可謂之“譜”，如年譜、曆譜、樂譜、家譜等等。
什麼是“牒”？《說文》牒、劄互訓，《片部》：“牒，劄也”，《木部》：“劄，牒也”。《釋名・釋器》訓牒為板：“牒，板也”。可見牒、劄、板是一個東西，即小木片、小竹片，我們今天稱之為木簡、竹簡。這種小木片、小竹片的制法，據王充的解釋，是“截竹為筒，破以為牒”，“斷木為槧，析之為板”（《論衡・量知篇》。）。王充的意思大概是認為牒為竹簡，板
（劄）為木簡。所以譜指文獻的體裁、格式，牒指文獻的寫物件、材料，“譜”和“牒”合在一起，是體裁和載體的結合，也可以說是內容和形式的結合。因為譜牒產生時尚未發明紙張，亦無書帛的習慣，“譜”是寫在“牒”上的，所以這種文獻就叫做譜牒。
我們今天通常講的譜牒、譜牒學，有特定的含義，是指專門記錄家庭、家族內部血緣關係的文獻、簿籍，戰國以前稱為世系、世本、系本、牒記等，魏晉至隋唐稱為族譜、家譜、姓譜、族姓譜、氏族譜、血脈譜等，宋以後則通稱為族譜、宗譜、家譜、家乘等。這些不同名稱的眾多的譜牒，不同時期包含著不同的內容，而且有著不同的形式，但它們的性質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記載家族內部血緣關係的文獻、簿籍。
為什麼家族內部的血緣關係要用譜牒記載下來呢？這是由家族這種社會組織的性質決定的。家族是一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而成的社會組織，它內部的血緣關係必須十分清楚，這種社會組織才能夠維持和發展。一個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誰？始祖如有幾個妻的話，誰是嫡誰是庶？他（她）們各有幾個兒子？兒子們的妻又是誰？他（她）又各有幾個兒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樣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現在眾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誰？誰和誰是堂兄弟、從兄弟、再從兄弟？一個家族如果不遇到特殊情況，人口總會不斷地蕃衍，當人口增殖到一個家族包容不下的時候家族就會分裂，從舊家族中分裂出許多子孫家族，過了一段時間，新家族又會再分裂，這些眾多的同祖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也必須十分清楚。新家族的始祖是從舊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來的？它又怎樣一代一代的傳到現在？新家族同舊家族以及別的新家族之間是什麼關係？總之，家族成員之間以及同祖的各個家族之間的各種複雜的血緣關係都必須清清楚楚。在沒有文字的時候，這種血緣關係靠一代一代的口耳傳授，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差錯。當文字產生以後，人們就用文字把這種血緣關係記錄下來，這就是譜牒。所以，譜牒是有文字以來，一切歷史階段家族制度形態結構的主要特點，又是家族制度得以維繫的主要紐帶。凡有家族制度存在，必有譜牒伴隨著它存在，反之，譜牒的衰絕，也必定反映家族制度的衰落。
第二節 中國譜牒的起源
譜牒既然是伴隨著家族制度而來的記錄家族血緣關係的文獻、簿籍，那麼它的產生就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經形成，需要譜牒來記錄它內部的血緣關係；二是文字已經產生，並且有了簡單的書寫工具，如簡冊等，這樣才能形成一種文獻、簿籍。因此、那種認為原始社會已經產生譜牒，並把譜牒分為口述家譜、結繩家譜、文字家譜的種種說法（見楊冬荃《中國家譜起源研究》，《譜牒學研究》第一輯。），恐怕是不正確的。當然，譜牒的起源也有一個從簡單到繁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對自己家族世系的記憶，最初總是口耳相傳，當懂得結繩記事時，也許會利用這種方法來幫助記憶，但這種東西不是我們所說的譜牒，它不會成為一種文獻、簿籍，是顯而易見的。
即使文字產生以後，人們開始用文字記錄家族的簡單世系時，也還不能說已經產生了比較完備的譜牒，充其量只能說那僅僅是譜牒的雛型，或者說是家譜形成過程中的萌芽狀態。因此，關於中國譜牒的產生過程，根據目前能見到的材料和研究狀況，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小的階段，即商代的萌芽階段與西周的形成階段。商代已有一些簡單的世系表，如果要說是最初級的、最原始的家譜，或說是家譜的雛型，亦未嘗不可，不過它離完備、成熟的譜牒還很遠。中國較為完備、成熟的譜牒當形成於西周。
夏朝的王室世系，從夏禹立“國”到夏桀滅亡，在《史記・夏本紀》中有很詳細的記載。由於夏朝已有文字之說目前還只是推論，並無實物證明，《夏本紀》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後人們根據傳說追記的，而不是當時的實錄。《史記・殷本紀》所記湯建國前的先公世系和盤庚遷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著類似的情形。至於《大戴禮記・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片斷世系，則可以斷定是戰國以後人們根據傳說追記的，不能視為信史。我們今天可以準確無誤地視為商代世系表的東西，是甲骨文中的幾片刻辭和商金文中的幾件彝銘。現在我們分別對這幾件東西作點簡單介紹。
（１）“”家族世系表：
先且曰吹
吹子曰
子曰
子曰雀
雀子曰壹
壹弟曰啟
壹子曰喪
喪子曰養
養子曰供
供弟曰禦
禦子曰
子曰
這片甲骨今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片見《庫方》1506。《甲骨文合集》未收。關於這片甲骨的真偽，學術界有不同意見。陳夢家、張政烺等認為是真的，胡厚宣等認為是贗品。刻辭記錄了“”家族的先祖十一代共十三人的世系，每代只記一人，好象是一個要祭祀的宗子名單，大概是因為害怕年代久遠，記憶模糊，造成血緣關係的混亂，而記錄下來備忘的。當然也可以如同有的學者認定的是一件“家譜”，不過那只是家譜的最簡單、最原始的雛型，如果把它看做一個簡單的宗子世系表，可能會更確切一些。因為比較完備的家譜，例如《世本》中保留下來的部分貴族家譜，是要記載歷代宗子及族眾名諱及其血緣關係的，“”這一族十一代竟有九代只記一人，顯然只記載了宗子的傳承關係。
（２）“子曰”殘表：
□子曰□
□子曰
此件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圖片見容庚《殷契卜辭》
209，又見《甲骨文合集》。這片刻辭殘損嚴重，只剩下以上兩行五個字。它的真偽雖無問題，但釋字有分歧，如其中的“子”字，容庚、商承祚均釋為“已”（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
499頁)及其他許多學者的論述。）。此釋如確，就不是世系表了。但這片刻辭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每代世系均用直線劃直格，確象後世世系表的樣子。
（３）“帚妥”殘表：
帚妥子曰
此件見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4856，又見“甲骨文合集”。此片刻辭殘損更嚴重，僅余一行五個字。依照當時世系表“某子曰某”的書寫格式，也應該是一件世系表。
（４）“祖丁戈”：
祖丁
祖己
祖乙
此件著錄于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號。根據形制和以干支命名來推斷，人們一般認為它是商代的器物。從內容看，這無疑也是當時某個家族的一張很簡單中的世系表。
（５）“商三句兵”：
㈠“六祖戈”：
大祖日己
祖日丁
祖日乙
祖日庚
祖日丁
祖日己
祖日己
㈡“六父戈”：
祖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中父日癸
中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
㈢“六兄戈”：
大兄日乙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丙
“商三句兵”亦著錄于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書，相傳清末出土于河北易縣，王國維《商三句兵跋》一文考之甚詳，認為它們是“殷世北方侯國之器”（載《觀堂集林》卷十八。），其說很對。這幾件彝銘，我們不準備詳細討論，不過包括“祖丁戈”在內的這幾件彝銘的內容，顯然是一個家族裏一串先人的名諱，很可能是應祭祀的祖先名單，是為了備忘而記下來的，並不是單純的世系表。因為它與前說到的“某子曰某”的書寫格式不完全相同。
先秦文獻《禮記・大學》中還記錄了一件商代銅器銘文：“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的書寫格式同前面引到的“商三句兵”完全一樣，也應是記的祖先世系。不過由於《大學》的作者或《湯盤》的記錄者不識古字，釋文釋錯了。後來的經師不加考究，順著錯誤的釋文，從倫理道德修養的角度作解釋，如鄭玄說：“新其德，常盡心力，不(使)有餘也。”（《禮記・大學》鄭玄注。）孔穎達說：“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又說：“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需恒常日新。”（《禮記・大學》孔穎達疏。）後來的朱熹也沿著這個思路解釋下去，說：“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忽略有間斷也。”（朱熹《四書章句・大學》。）這樣就全弄錯了，一個格式完整的世系表，變成了一段道德修養的格言。我幼時讀《四書》，蒙師引鄭、孔、朱熹之言講“湯銘”之義，總覺得羅裏囉嗦，語多繁複。七十年代初，我向徐宗元先生請教甲骨文的有關問題時，他就說《大學》中的“湯盤銘”是一件商代的世系表，古人釋文錯了，九個字竟錯了三個：“考”錯成了“苟”，“且”錯成了“日”(第二句第一個日字)，“兄”錯成了“又”。按照正確的釋文，這段話應是：
考日辛
且日辛
兄日辛
這三行的第一個字，大概是均因形近，釋文者讀了錯別字，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古文“苟”、“”同音通假，“”、“考”形近。金文“考”作“”，“”作“”，形亦近。因此“考”很容易誤為“苟”。甲骨文“兄”作“”，“又”作“”，金文“兄”作“”，小篆“兄”作“”，“又”作“”，形亦極近，“兄”訛為“又”也很容易。至於甲骨文中的“祖”寫作“且”，是治古史和古文字的人人盡皆知的，“且”錯成“日”只一畫之差。
上引的幾件商代世系表，嚴格的說還不能稱為譜牒，充其量只是譜牒的雛型。所以我們說商代還只是譜牒的萌芽階段。
第三節 周譜和《世本》
我國較為完備、成熟的譜牒當產生（或形成）于周代，這是古今多數譜牒學者的看法，恐怕也是比較接近事實的看法。
中國譜牒起自周代這個意見，最早是南朝梁劉杳提出來的。當時王僧孺奉敕撰譜，向劉杳請教譜牒的起源，“訪杳血脈所因”，杳答：“桓譚《新論》雲：‘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梁書》卷五十《劉杳傳》。）其實，這個意思司馬遷就曾經說過：“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以後討論譜牒的學者，多數都持這種意見。古人如劉知幾說：“蓋譜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史通》卷三《表曆》。）章學誠說：“《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譜牒之學，古有專官。”（《文史通義》卷六《和州志氏族表序例》。）這裏雖未明說“起于周代”，然而將“譜牒之學”的上限斷自《周官》，可見章學誠也是持周代說的。近代如楊殿說：“中國譜系之學，蓋肪自周代。”（《中國家譜通論》，《圖書季刊》新3卷
1、2期，1945年。）羅香林說：“中國譜牒之學，肇始于周。”（《中國族譜研究》第 頁，香港中國學社1971年版。）潘光旦說：“譜牒之學，由來已久。古者帝王之世系掌於專官。《周禮・春官》：瞽蒙‘諷誦詩，世奠系’。又《小史》：‘奠系世，序昭穆’。”（《中國家譜學略史》，《東方雜誌》第26卷第1號，1929年。）潘光旦同章學誠一樣，顯然也是主張譜牒起自周代的。
為什麼我們說譜牒起于周代的意見比較合理呢？首先，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上古譜牒的譜名全是周代的，而且只能追溯到周代為止。周譜雖說已全部亡佚，但我們能知道的周譜譜名還有七種：
1.《世本》（清人有多種輯本，商務印書館輯印有《世本八種》一書）
2.《譜牒》（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3.《春秋曆》（同上）
4.《牒記》（見《史記・三代世表序》）
5.《帝王諸侯世譜》（見《漢書・藝文志》）
6.《古來帝王年譜》（同上）
7.《春秋公子血脈》（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
這裏的第三、六種是不是譜牒，由於已無法看到它們的內容，因此不能肯定，但這些都是周代以後的東西，商代的一種也沒有。有關商代歷史的古文獻，我們今天還能看到一些，近百年來也出土了不少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卻沒有一種商代譜名。我們在上面引述了幾種商代的簡單的世系表，似乎都不可以作為商代已有成熟、完備譜牒的證據。
其次，是從周代開始有了專門從事世系登記和譜牒記錄的“專官”。《周禮》有“小史”一職，“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又有“瞽蒙”一職，任務是“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所謂“系世”、“世奠系”，就是世系、譜牒。楊注《荀子》“銘誄系世”句雲：“系世，……若今之譜牒也。”（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奠者，定也。“奠系世，辨昭穆”，就是辨別、確定人們（主要是貴族）的血緣關係，並將其記錄下來。孫詒讓說：“奠系世者，謂正氏族譜牒之籍。”（《周禮正義・小史》。）楊、孫二人的解釋都很正確。小史和瞽蒙的分工，按照鄭玄的說法，是“小史主定之，瞽蒙諷誦之”（《周禮・小史》鄭玄注。），通俗的說，就是小史管記錄，瞽蒙管唱念。《周禮》成書雖然比較晚，而且書中還加進了一些作者們理想化的、想像的東西，但一般的說，它反映了周代制度的某些情況，不能一概否定。這裏談到的小史、瞽蒙的職掌，還可以在其他先秦古籍中找到旁證，如《國語》多次說到“工史書世”，“叟賦瞽誦”，“瞽史教誨”（分別見《國語》之《周語》上和《魯語》上。），說明《周禮》所雲瞽史掌世系譜牒之說並不是虛構。在商代看不到這樣的記載，甚至有關的傳說也沒有。據說商代已有史官，如盤庚時有史官遲任（《尚書正義·盤庚》孔穎達疏引鄭玄注：“遲任，古之賢史。”），商末有內史向摯（《呂氏春秋・先識》：“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甲骨文、商金文中有史、北史、卿史、禦史等（參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519—520頁，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他們的職掌似乎僅是管理圖籍文書，看不出有上述小史、史“奠系世”、“書世”的任務。
其三，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譜牒是周代的《世本》。《世本》一書雖早已亡佚，但通過各種古書對它的反復徵引，我們還可以看到它的主要內容。它確實是比較成熟、完備的譜牒了。這表明上古家譜這時已經形成了。
《世本》主要由以下幾部分內容組成：
1.作為貴族家譜的《帝系》（《尚書・尚書序》孔疏引《世本・帝系》。）、《王侯》（《尚書・堯典》孔疏引《王侯世本》。）、《卿大夫世》等篇（《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系本・卿大夫代》。）；
2.講得姓由來的《氏姓篇》（《左傳》隱公十一年孔疏引《世本・氏姓篇》。）；
3.講古代“帝王”、諸侯都邑沿革的《居篇》（《史記・吳世家》及《魏世家》索隱引《世本・居篇》。）；
4.講古代發明創造的《作篇》（《周禮・校人》及《禮記・明堂位》鄭玄注引《世本・作篇》，《禮記・明堂位》孔疏雲：“《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
5.《諡法》（《玉海》卷五四引《中興書目》：“沈約《諡法》十卷。案約《序》雲，《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
所以，《世本》雖然是研究是我國古代歷史的人非常熟悉而且經常引用的一部古籍，但嚴格地說，它並不是一部單純的譜牒，而是一部包含上古譜牒在內的、內容十分龐雜的古代歷史資料彙編，性質和體裁同《尚書》差不多。因為關於譜牒的內容似乎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人們把它歸入了譜牒一類。
《世本》早已亡佚，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能看到它的大部分內容，是因為許多古書曾大段大段地引證過它的文字。其中徵引最多唐以前的古書有以下幾種：
1.韋昭《國語注》；
2.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3.徐廣《史記音義》；
4.酈道元《水經注》；
5.孔穎達《五經正義》；
6.李善《文選注》；
7.司馬貞《史記索隱》等。
到了清代，又有十多位學者做過艱苦的搜尋工作，把散見於上述諸書及其他各種古書的《世本》的片言隻字都彙集在一起了，1957年商務印書館匯輯、排印的《世本八種》，就是清代學者輯錄《世本》佚文的總成果，給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這八種《世本》輯本是：
1.王謨輯《世本》（《漢魏遺書鈔》，商務排印所據版本，下同）；
2.孫馮翼輯《世本》（《問經堂叢書》）；
3.陳其榮輯《世本》（《槐廬叢書》，陳本系在孫本基礎上增訂）；
4.秦嘉謨輯《世本輯補》（《琳琅仙館》）；
5.張澍輯《世本萃集補注》（《二酉堂叢書》）；
6.雷學淇輯《世本校輯》（《幾輔叢書》）；
7.茆泮林輯《世本》（《十種古逸書》）；
8.王梓材輯《世本集覽》（《四明叢書》）。
此外，清人輯錄《世本》的還有錢大昭、洪飴孫兩家，他們的成果已分別為孫馮翼、秦嘉謨採錄，故“商務”輯印《世本八種》時沒有編入。
《世本》是何時成書的？又是何時亡佚的？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本文不準備詳細討論。總之它最後成書不會晚于戰國末年，亡佚不會早於五代。《世本》一書同許多古代典籍一樣，並非成于一時一人之手，是由不同時代的許多人陸續編成的。它最初應是先秦史官（類似于《周禮》說的“小史”，《國語》說的“工史”）根據各國檔案編寫的，幾百年中不斷有人增補修訂，到戰國末年才最後成書。書中記趙世系說：“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史記音義》。）唐司馬貞根據書中所記記齊世系評論說：“自成子至王建之滅，唯祗十代。”（《史記》卷四六《田齊世家》索隱。）趙王遷是趙國最後一個國王，即位于西元前 235 年，前 222 年秦滅趙，流放遷于房陵。齊王建為齊國最後一個國王，前 264 年即位，前 221 年齊亡降秦，被流放於共。據此可以推論《世本》最後增補定稿當在趙王遷在位時的十三、四年之間，故稱遷為“今王”，並及見齊王建之在位。當然，定稿之後在流傳過程中也還有後代的內容竄進去，例如古書引《世本》還有“始皇帝政”（《史記》卷六《始皇本紀》索隱。）、“漢高祖”（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等內容，就應是後人增竄的，雷學淇說：“疑皆劉歆輩所增羼。”（見雷學淇《世本校輯》卷上《晉臣世》。）早就指出了這一點。這是古籍流傳過程中常見的現象，不能據此否定《世本》成書於先秦，就好象不能根據《史記》中有漢末的內容而否定它成於司馬遷之手一樣。
《世本》的散佚也經過了一個從少到多、從部分到全本的過程。它在唐代以前就已經有部分殘闕。我們確切知道歷史上最後一個直接從原書中引用《世本》文字的，是唐代中葉寫《史記索隱》的司馬貞。然而司馬貞看到的《世本》也不是完本。他說：“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佚耳。”（《史記》卷三四《燕世家》索隱。）宋忠是漢魏間人，可見那時《世本》就已經殘缺，燕世系已遺失了。比司馬貞早 300餘年的沈約看到的《世本》也不是完本，他在所著《諡法序》中說：“《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玉海》卷五四《中興書目》條引。）說“舊並有”應該是說他看到的《世本》已沒有《諡法》了。蘇洵就是這樣理解的，他在《諡法總論》中說：“二書《諡法》，至約時已亡。”（見《嘉祐集》卷六十二。）可見到南朝時書中的《諡法》部分又遺失了。宋初修《崇文總目》，其中“氏族類”搜集了大批譜牒、姓氏之類的書，獨不見《世本》，說明這時全本已經亡佚。因此《世本》的亡佚時間大概在唐末五代。宋初纂修的《太平御覽》和南宋鄭樵的《通志・氏族略》、王應麟的《姓氏急就章》等書，都曾大量徵引《世本》，據孫星衍考證：“皆采獲他處，不見原書明矣。”（《重集世本序》，見孫馮翼輯《世本》。）
第四節 周譜的內容、形式和性質
周譜雖已全部亡佚，但《世本》的主要內容卻在其他古書中保留下來了，我們可以根據《世本》來分析周譜的內容、形式和性質。
周譜記錄的是一些什麼內容呢？
首先是詳記世系，即《周禮・小史》說的“奠系世，辨昭穆”，《國語》說的“工史書世”。從《世本》和《大戴禮記・帝系》篇看，世系是分類記錄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所謂“五帝”歸入“帝系”一類。夏、商、周王室世系應該歸於哪一類，學者們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它們屬於“帝”，而被輯入《帝系》篇（見茆泮林輯《世本》。），有的則認為它們是“王”，將它們同周代各諸侯國公室一起歸入“王侯”一類（見雷學淇《世本校輯》。）。王室諸卿和各國卿大夫歸入“卿大夫”一類。前面說過，古書所記“五帝”世系和夏世系、殷先公世系，應當都出自後人的追記，不能視為成熟的譜牒，而且也不是我們這一節討論的物件。周世系，特別是春秋以後各諸侯國公室及卿大夫世系，已是比較完整的譜牒了，其中的世系記錄確是非常詳細的。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父，一代一代的詳細記錄。我們選錄幾段保留比較完整的《世本》佚文，來看看周譜是怎樣記載世系的。
（１）齊大夫管氏世系：
（管）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史記・管晏列傳》索隱引《世本》）
（２）魯大夫叔孫氏、叔仲氏世系：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 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禮記・檀弓》孔穎達疏引《世本》）
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禮記・檀弓》孔疏引《世本》）
（３）晉大夫魏氏世系：
畢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樂記》孔疏引《世本》）
（４）衛大夫孔氏世系：
孔莊叔達生得閭叔谷，谷生成叔蒸，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記・祭統》孔疏《世本》）
（５）晉大夫中行（荀）氏、智氏世系：
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宿，庚宿生獻伯偃，偃主穆伯吳，吳生寅。（《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
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同上）
從上面幾段較為詳細的《世本》佚文中我們看到，周譜記載世系，似乎只記宗子，包括“致邑立宗”的新的小宗的宗子，不記別子。如魯叔孫氏莊叔得臣有子宣伯僑如及叔孫豹，僑如因事得罪出奔，豹立為宗子，是為穆子（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儘管《左傳》對僑如的事蹟有相當詳細的記載，但譜牒只記豹，不記僑如。豹有嫡子孟丙、仲壬，庶子，外室子豎牛，豹死，豎牛廢嫡立庶，殺孟逐仲，立為宗子，是為昭子（見《左傳》昭公四年。），孟丙等人在史籍中也有詳細事蹟，然而譜牒也只記一人，不見孟丙、仲壬諸人之名。又如魯季孫氏季武子宿無嫡子，有庶子公彌、公亥、公鳥和紇，彌長而紇幼，武子舍彌立紇，是為悼子（《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世本》記季氏世系，亦只記宗子紇，不見季武子其他諸子之名（見《禮記・檀弓》孔穎達疏引《世本》。）。司馬遷說：“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似乎司馬遷看到的周譜就是這樣的。
但是據我們看，周譜也應當是詳記父與諸子、兄與諸弟之間的血緣關係的。如上引《世本》僅僅記錄宗子間的傳承關係，假若一個家族族大人多，持續存在的時間很長，就無法弄清眾多族眾之間的血緣關係，起不到“敬宗收族”的作用。周譜詳記族眾間的血緣關係，在《世本》佚文中也可以探尋到諸多跡象。如《世本》記魯大夫臧氏世系：“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史記》卷三三《魯世家》索隱。）記晉大夫羊舌氏世系：“叔向兄弟有季夙。”（《左傳》昭公五年孔疏引《世本》。）記鄭大夫駟氏世系：“子遊、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左傳》昭公十九年孔疏引《世本》。）這些兄弟關係的記載可以證明，周譜不光記宗子，而是諸子並記的。
其次是詳記宗子的諱、諡、生、忌。諱是名字，諡是稱號，生是生時，忌是死日。《周禮》記“小史”之職：“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眾注雲：“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周禮・小史》鄭玄注引。）因為譜牒要記宗子的傳承，故均詳記諡號。如前面說的管莊子盧，季武子宿，盧、宿是名字，莊子、武子是諡號。少數不記諡號者，如上引世本》記齊管氏之“耐涉產微”，記衛孔氏之“圉生悝”，都是引用者省略的，並不是《世本》的原文（理由後面將詳述）。在宗族制度下，族人生子均要登記在冊，作為世系記錄的根據，如《禮記》說：“（生子）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庫，其一獻諸州史。”（《禮記・內則》。）這裏說的也許是戰國以後的戶籍登記，但它必然淵源於宗族的譜牒記錄。
關於周譜的形式。由於周譜已全部亡佚，考古發掘中至今還沒有發現它的一件殘片，所以它的形式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們只能根據文獻材料來分析和推測。漢代人肯定還看見過周譜，如司馬遷曾說：“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他讀的《譜牒》應該就是周譜，因為他同時還說過他沒有看到過殷以前的譜牒：“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班固應當看見過許多種周譜，所以他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入了周譜目錄七八種。桓譚比班固早，肯定也看到過周譜，他在《新論》中將《史記·三代世表》同周譜的形式加以比較時說：“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見《梁書》卷五十《劉杳傳》。）這就是說，《史記·三代世表》的那種表格形式是仿效周譜的，那麼周譜肯定是一種表格，特點就是“旁行邪上”。在表格上父輩名諱居一格，子輩名諱居一格，子子孫孫按輩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統諸子，子系于父，誰是誰的父祖，誰是誰的子孫，一目了然，叫做“邪上”。
我們現在參照《史記・三代世表》的格式，以上引魯大夫叔孫氏、叔仲氏世系和晉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為例，按照“旁行邪上”的原則，試著恢復周譜的表格形式，看看周譜的原始形式是個什麼樣子。
周譜・魯大夫叔孫氏、叔仲氏世系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叔孫氏 僖叔牙 戴伯茲 莊叔得臣 穆叔豹 昭子 成子不敢 武叔州仇 桓公子
叔仲氏 武仲休 惠伯彭 皮
叔牙子
晉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中行氏 逝遨 桓 伯林父 宣伯庚 獻伯偃 穆伯吳 寅
智氏 莊子首 武子 莊子朔 悼子盈 文子櫟 宣子申 智伯瑤
（逝遨子）
這種形式就是桓譚說的“旁行邪上”。《史記》的《三代世表》和《十二諸侯年表》都是這種畫法，司馬遷是從周譜學來的，所以說“並效周譜”。但是也不排除下面這種格式的畫法。
魯大夫叔孫氏、叔仲氏世系表：
（桓公）僖叔牙 戴伯茲 莊叔得臣 穆叔豹 昭子 成子不敢 武叔州仇
（叔孫氏）武仲休 惠伯彭皮
（叔仲氏）
晉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表：
逝遨桓 伯林父 宣伯庚 宿 獻伯偃 穆伯吳 寅
（中行氏）莊子首 武子 莊子朔 悼子盈 文子櫟 宣子申 智伯瑤
（智氏）
這後一種畫法的表格，也是一種十分古老的譜牒世系表的形式，我們在甲骨文中就發現過它的殘跡，如前面說到的“子曰殘表”就是這種畫法。這種畫法當然也可以解釋為“旁行邪上”。由此我們知道周譜是一種表格，不是單純的文字敘述。因此，古書引用的《世本》中的譜牒，凡用文字敘述表達的，都不是譜牒原來的形式，而是徵引者用自己的話概述的譜牒的內容。其實，在《世本》佚文中也處處可見那種徵引者的概括用語，一看便知不是譜牒的原文。如記周大夫召氏：“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詩・大雅・江漢》孔穎達疏引《世本》。）；記陳大夫陳箴宜咎，“陳箴子八世孫”（《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鄭玄注，孔疏謂：“《世本》文也。”）；記衛大夫孫氏：“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左傳》成公十四年孔疏引《世本》。）等，完全不象譜牒，肯定不是《世本》原文。還有一些解釋性的話，如說中行氏“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伯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索隱引《世本》。）；如說“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記・檀弓》孔疏引《世本》。）等，也肯定不是《世本》原文。
周譜的載體是什麼，也就是說周譜是寫在什麼材料上的？由於考古發掘中至今還沒有出土過一件周譜的殘片，我們今天也只能推測。周代的文字書寫（或刻，或鑄）材料，目前我們已知的有銅器、甲骨、繒帛、簡牘（不含有圖案的陶片）。周代甲骨出土甚少，這種材料容量很小，顯然不適宜書寫內容浩繁的世系譜牒。周代有銘銅器至今已發現或出土了三萬餘件（據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附錄《青銅器著錄編年簡介》統計。），除少數幾件追述祖先名諱的銘文，被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周代世系表外，尚未發現其中有譜牒。今天我們見到的最早的有字繒帛，是長沙子彈庫楚墓帛書，然而那已是戰國中晚期的東西，在它以前有無帛書，既無文獻記載，亦無實物證明。古代銅器和絹帛是十分珍貴的東西，恐怕一般人不會用來鑄刻或書寫譜牒。書寫譜牒的唯一可能的材料是簡牘。今天出土的最早的簡牘是戰國中葉曾侯乙墓的竹簡。因為竹木已腐，所以至今還沒有發現戰國以前的簡牘，更不用說書寫譜牒的簡牘了。但簡牘古已有之，為學界所公認，也有無數的文獻材料證明。正如本文開頭說過的“牒”字的意義就是木簡、竹簡，說周譜的書寫材料是簡牘當不成問題。不過這還需要考古發掘證明。我想既然在新石器時代墓葬中還可以發掘出竹木器殘件，為什麼不可能在晚得多的周代遺址墓葬中出土竹木簡呢？
周譜的性質統統是貴族家譜。周代社會是一個宗法式家族統治的社會。宗法式家族組織是多類型、多層次、多等級的，有貴族家族，有平民家族（宗族村社），還有種族奴隸的家族。貴族家族還分成王室、諸侯、大夫和介乎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士等等級。然而《世本》所載周譜全都是王室、諸侯、大夫的家譜，士和平民的家譜連一件也沒有。
周譜既然都是貴族家譜，這就決定了它必然是官修的。周代從事世系登記和譜牒纂修的機構與“專官”，本章第三節已詳細敘述。原來應該是各國、各級貴族分別登記自己的世系和纂修自己的譜牒，王室修王室的，諸候修諸侯的，大夫修大夫的，各自存放在自己的宗廟中。後來有人將所有貴族譜牒彙編在一起，這就是《世本》。因此嚴格地說，《世本》還不是最原始的、第一手的譜牒，是經過人們加工改編過的譜牒彙編，我們可以稱之為統譜或總譜。進行這種彙編的起因和過程，今天已無法知道了，不過我們可以設想，最初進行這種彙編工作的人一定有相當的權勢，並且得到了官方甚至周王室的支持，否則他（或他們）不可能看到那樣重要的貴族檔案。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世本》是“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當是對的。最初的《世本》修撰出來並在社會上流傳以後，人們不斷地對它進行修訂增補，這就是唐代以前人們還反復徵引、後來不久就亡佚了的、我們今天唯一知道它的內容的周譜《世本》。
西周春秋的宗法式家族制度的氏姓和譜牒
氏姓是宗法式家族組織的名字，換句話說是標識家族的一個將號，譜牒則是記錄家族成員間的血緣關係的簡冊。這兩種東西，是構成宗法式家族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一、氏姓的意義
氏和姓在西周、春秋及其以前，是有區別的。“姓”從女從生，說明它在母系氏族社會就產生了，凡同一個女子（始祖母）繁衍出來的後代，統統都同姓。後人說姓是“人所生也”，“同生以為姓”（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女部》），他們不正面解釋為什麼從女而生，那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在人類歷史上普經有過一個母系氏族社會的階段。到父家長制家族產生後，姓也繼續保留下來了，但變成了從父而姓，凡同出於一個始祖父的子孫都同姓。此時，一個父家長制家族，都是同一個祖先的子孫，自然也都有一個姓，如神農氏家族姓姜，軒轅氏姓姬，少[女皐]氏姓嬴，陶唐氏姓伊祁，有虞氏姓媯，夏後氏姓姒，殷家族姓子，周家族姓姬等等。當時存在的成千上萬的家族，每一個都應當有自己的姓，不過因為當時沒有記載，加上許多家族在歷史上消失了，或者根本就沒有登上歷史舞臺，到西周春秋時，人們能夠確切知道的姓，已經為數不很多了。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個家族如果沒有在兼併鬥爭中被消滅，那麼它的人口會越來越多，尤其是那些勢力強大的家族，人口的繁衍會更快。當人口增殖到一個家族包容不下的時候，必然要分裂出去，另外成立新的家族。家族的歷史越長久，新家族就越多。所有的新家族自然都和老家族同姓，可總不能都用同一名稱，因此新家族都要另外取一個名稱，以同舊家族和別的新家族相區別，這就叫作“氏”。例如從夏家族分裂出來的姒姓的有扈氏、杞氏、繒氏，從商家族分裂出來的子姓的殷氏、來氏、宋氏等等。過去人們都認為氏和姓的區別在於貴賤，“貴者有氏，賤有名無氏”（鄭樵：《通志》眷二五《氏族略·序》）。對於西周春秋的姬、薑、嬴、子等貴族家族，這樣說也許是對的，但從氏的起源來說，姓和氏則只有整體和個別之分，而沒有貴賤之分。例如從非統治者家族分裂出來的氏，仍是非統治者家族，而不能說它們都變成了貴族。最明顯的例子是周初分封時，封給魯公伯禽以條氏、徐氏、肖氏等殷民六族，封給衛公康叔以陶氏、施氏、樊氏等殷民七族。學者們一致認為，這些眾多的“氏”的身份是奴隸，怎麼可以說有氏的都是貴族呢。
周家族在取得了對全國的統治權以後，為了鞏固統治，大肆分封諸侯，“致邑立宗”，把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姬、薑等大姓家族，人為地分裂成許許多多的新家族，從政權系統說叫“分邑”，從家族系統說叫“立宗”。分對諸侯，在授予新的宗以土地、人民、珍寶的同時，要給新的宗命名，“胙之土而命之氏”（《左傳》隱公八年）。諸侯分封大夫，也一樣要授土、授民、命氏。這些從周王、諸侯一級一級分封下來的氏，當然都是貴族，所以僅僅從這個範圍來說，“貴考有氏”的說法才是對的。
命氏的方法，漢人曾總結出好多條，大體上都是有根據的（見王符《潛夫論》卷九《志氏姓》和應劭《風俗通義》之《姓氏篇》佚文，可參閱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不過最主要的還是春秋初年眾仲說的以字為氏、以官為氏、以邑為氏這三條（《左傳》隱公八年）。以字為氏，就是以新家族第一代宗子的祖父之字命氏，如魯無駭的祖父叫公子展，故命為展氏；鄭國氏乃子國之後，駟氏乃子駟之後等。以官為氏，就是祖輩世居某官，即以為氏，如晉之士氏（即後來的範氏）、中行氏等。以邑為氏，是以受封的采邑命名，如齊的棠氏、晉的韓氏等。以官為氏、以邑為氏很好理解。以字為氏，為什麼要以祖父之字而不以父親之字？據我理解，這同昭穆中祖孫同行、父子異列的意義是同樣的。在氏族制度下，祖孫同屬於一個氏族，如果從孫起另立新氏族，自然只能用祖父之字命氏，而不能用居於別氏族的父親之字命氏。這是一種十分古老的命氏的習慣，到春秋時還保留著。
從非統治者家族分裂出來的新家族，當然也要命氏，不過不如貴族家族那樣隆重，不會有以官為氏、以邑為氏這些命氏的方法。非統治者家族的命氏，由於不載于史官，我們舉不出例子。據理推測，應當是這樣的。
二、譜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種血緣組織，內部的血緣關係必須十分清楚，這種組織才能夠維持和發展。即使們的家族分裂成許多新家族後，以及新家族再分裂之後，各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也必須十分清楚。一個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誰？始祖如有幾個妻的話，誰是嫡，誰是庶？他們各有幾個兒子，名叫什麼？他們的妻又是誰，又各有幾個兒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樣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的？現在眾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誰？誰和誰是堂兄弟、再從兄弟、三四……從兄弟？新家族始祖是從舊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來的？它又怎樣一代一代地傳到現在？總之，家族所有成員的各種複雜的皿統關係必須清楚。在沒有文字的時候，血緣關係靠一代一代的口耳傳授，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差錯。當文字產生以後，人們就用文字把這種血緣關係記錄下來．這就是譜牒。
商以前大概還沒有較為完整的譜牒，連司馬遷也沒有見到過，所以他說，從周以後，譜牒“乃頗可著”（《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司馬遷說的《譜牒》、《牒記》（《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大概都是周以後的東西。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各種古書中引用的《世本》，也屬幹周以後的東西。到春秋時，譜牒應相當盛行了，不過由於這種東西並非專門著作，小能強大雅之堂，傳到今天的連一種也沒有。
三、周代譜牒的內容和形式的推測
周代譜牒現在雖然亡佚乾淨了，但漢朝人肯定還看見過，對它的內容扣形式作過一些描述，大約戰國以後成書的《周禮》、《禮記》劉它也有片斷的論述，從中我們對它的內容和形式可以作一些推測。關於譜牒的內容，要記錄族眾的忌、諱，諱是名字，忌是那一天死的。族眾生子，要記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還要記是誰之子。（如《周禮・小史》說：“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玄注引鄭司農雲：“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所謂“系世”即是譜牒。又如《禮記・內則》說：“（生子）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庫，其一獻諸州史。”）族人有諡者要記其諡。有諡的族眾，當然只能是諸侯、卿大夫了。
關於譜牒的形式，從桓譚說的“旁行邪上”一句話來推測，應是一種表格，父輩名諱居一格，子輩名諱居一格，子子孫孫按輩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統諸子，子系于父，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諱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諡號等等。這樣，就把一個家族從始祖到現在的所有血緣關係都記載得清清楚楚了。
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時期譜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譜牒是有文字以來，始終伴隨著家族組織的一種文獻，是家族組織的構成條件之一。什麼時候家族制度發達，什麼時候譜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形成後，人們根據家族的門第來選官、品人、聯姻，門第不同，政治權利和社會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麼多，人們怎麼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麼知道誰出身琅琊王氏，推出身太原王氏？魏晉南北朝時戰爭連綿，家族遷徙頻繁，怎麼防止庶族遷到新地方後冒充士族高門？這就需要有一種文獻把天下的士族記載下來，人們根據這種記載來確認誰是士族，淮是庶族，誰是高門，誰是卑門。這種文獻就是譜牒。
一、譜牒的興起及其形式
譜牒在歷史上曾經興旺過一陣子，後來隨著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際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後，譜牒又再次盛行起來，不過從內容到形式都與西周春秋時的譜牒不同了。這時稱之為“譜牒”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家傳，這是最初級的形式。一個家族之所以在一個地方興旺發達起來，必有幾個人對家族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或者做過朝廷要員，或者做過封疆大吏，他們的子孫就為他們立傳，表彰他們的功績，誇耀於鄉里，顯示自己家族與眾不同，藉以抬高家族的身份。我們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中看到的許許多多的家傳，大都是這種東西。凡不稱某人別傳而稱某氏家傳者，大體上都是家族所的名人的合傳，如《荀氏家傳》中就至少有潁川荀氏一家從荀爽到荀勗的許多傳記，像《袁氏家傳》（汝南）、《裴氏家傳》（河東）、《褚氏家傳》（陽翟）)、《謝車騎家傳》（陳郡）等，也應都是這種合傳。
譜牒的第二種形式是家譜，或叫單姓族譜，每姓每族一本。家傳是傳而不是譜，只能記載家族名人事蹟，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記上去，光有家傳還是無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緣關係的，於是有人以家傳為基礎，以家族的世系為脈絡，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眾貫串起來，注明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如某是某之子，某系某之父等等），這就是家譜了。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譜》（博陵）、《郭氏譜》（太原）、《陳氏譜》（頒川）、《稽氏譜》（譙郡）、《阮氏譜》（陳留）、《王氏譜》（太原），《世說新語》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紀》（汝南）．《王氏家譜》（東海）、《荀氏譜》（潁川）、《謝氏譜》（陳郡）、《羊氏譜》（泰山）、《顧氏譜》（吳郡）、《陸氏譜》（吳郡）等等，都是這樣的家譜。
譜牒的第三種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狀、譜牒，後來又叫作《百家譜》、《東南譜》、《十八州譜》、《天下望族譜》、某郡望族譜等等。家傳、家譜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須有一種得到朝廷認可的官撰的譜牒，才能據以確定誰是士族，誰是庶族．才能據以選官、論人和通婚。官修的譜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譜，而是全國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譜的彙編或選編，所以叫作“百家譜”（百指約數）等等。在這種官撰的譜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進去，每姓士族又都詳細列其成員的名字、官位及血緣關係，這就是簿狀或譜牒。所謂“考之簿世然後授任”（《太平御覽》卷二一四引《晉陽秋》），“有司選舉必稽譜籍”（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這種官修的譜牒。官修譜牒不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關，而且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要對所有自認為是士族，並將其家譜上之於官的家族進行甄別、認定，還要根據情況的變化不斷修訂與重撰，所以朝廷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圖譜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來執輩（《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載沈約語），並汲收對譜牒有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事。
二、譜學和譜家
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據譜牒來確認，人們入仕做官要根據譜牒來認定門閥的高卑，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一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天下那麼大，士族那麼多，它們之間的關係又那麼複雜，每個家族的歷史，近的興起于魏晉之際，遠的則要追溯到東漢中葉，少說也有幾百年，要搞清楚他們內部和他們之間的各種關係（如血緣關係、名諱、官位、姻親等等），確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譜牒，而許多庶姓大族還採取冒名頂替、偽造家世等手段企圖擠進譜牒，這就進一步增加了譜牒修撰的艱巨性。東晉初年蘇峻之亂，把原來的譜牒焚毀了，後來重修，稱為“晉籍”，其分量之大競有東西兩庫（《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這樣繁雜的工作，沒有專門學問，不作專門研究，的確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後，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譜牒研究，從而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西晉的著名譜學家是摯虞。摯氏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僕卿。摯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認為漢末以來天下喪亂，許多世家大族，雖子孫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蹟，辨其家族的由來，於是撰《族姓昭穆》十卷，進於朝廷（《晉書》卷五一摯虞傳）。此書早巳遺佚，我們不能確知其內容了，所謂“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謂“昭穆”即父子祖孫的血緣關係，這是現在所知道的當時第一部記載天下土族血緣關係的正式譜牒。因為它“定品違法”，大概是觸動了一些顯赫的大族，為人們彈劾。它有沒有成為官書，我們也不得而知，從晉武奇特詔原諒其“違法”的過失來看，大約是被欽定為官修譜牒了。
東晉南朝的著名譜學家有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三人和王僧孺。賈氏為南渡的平陽大族。賈弼之在東晉太元年間由朝廷委任撰修譜牒，於是“廣集眾家，大搜群族”（《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撰成《十八州士族譜》百帙，共七百餘卷，繕寫抄定，藏在秘閣，另抄別本藏于左戶。其子匪之，匪之子淵，世傳其業。齊永明中，賈淵與王儉共同參撰《百家譜》，又撰《氏族要狀》、《人名書》等譜牒，並行於世。譜牒研究成了賈氏世傳的家學。王僧孺出身于東海王氏。他在梁代繼續賈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當是修訂賈弼之之書）、《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此時的譜牒之學，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官修譜牒，大抵均屬集體撰述，故不見研究譜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詔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為選土的依據，似乎還沒有把全國士族的譜牒統到一起來。北齊的《類例》以甲門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士族，似乎是他們那個小國的統一的譜牒，除《類例》知道是浮屠曇剛所撰外，《建德氏族》大概也是集體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三、譜牒是選官和通婚的依據
門閥士族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門閥士族內部選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選拔人才和連結姻親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幾等的士族。怎麼查呢？查譜牒（又叫簿狀）。只有官修的譜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為根據，所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這個意思。選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門第，那麼負責選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員和州郡中正，必須對全國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況瞭若指掌，否則很可能因為把寒門列入上品或把高門貶為下品而犯錯誤。因此不熟悉譜牒的人是不能當吏部尚書的。如南齊時，齊武帝擬用蕭鸞為吏部尚書，王晏反對說，鸞不熟悉譜牒，恐不可居此官，齊武帝只好作罷（《南齊書》卷四二王晏傳）。又如陳朝時，陸瓊作吏部尚書，人們認為很稱職，就因為他“詳練譜牒”（《陳書》卷三〇陸瓊傳）。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譜牒，以免“婚宦失類”。尤其是發生婚姻糾紛時，譜牒就是解決糾紛的根據了。如王源與滿璋之兩家通婚，媒人劉嗣之稱滿氏為高平舊族，後“索璋之簿閥”查核，竟是“土庶莫辨”（沈約《奏彈王源文》，《文選》卷四十），搞不清楚了。這說明士族連姻，確實是要先查譜牒的。
四、合族與通譜之風盛行
人們的出身門第不同，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而門第又主要是根據譜牒來辨認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戶，就企圖通過權勢成金錢，脅迫或買通士族中的某些人，與士族合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將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譜牒中去，從而擠進士族的行列，這就是所謂的合族和通譜。這種採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譜的事例，史不絕書。
如宋時劉延孫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劉氏雖自雲出身彭城，但實系庶族，與延孫本不同宗。宋文帝為了攀上士族，與延孫合族，並使諸子同延孫序親。對於皇帝來與自己合族，延孫也只好接受（《宋書》卷七八劉延孫傳）。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陽，要改葬於鄴。杜豹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營護葬事，結果找到京兆杜銓。葬事營畢，杜銓遂與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銓傳）。這些是皇室、貴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於民間的合族通譜就更多了。皇室與士族合族，可以公開進行，而一般的庶族要與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與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還要買通撰修譜牒的官員，否則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賈淵掌修撰譜牒，有一個叫王寶泰的人，買通賈淵，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門琅琊王氏的譜中。事未成而破告發，按律賈淵當處死，由於其子向皇帝叩頭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可見當時這種買譜、賣譜的事件也是很多的。
唐代譜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廢中正、興科舉，朝廷用人主要根據考試成績，不再完全依據士族的門第出身，士族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士族這個頭銜只是一種社會身份的體現了。因此譜牒也不再具有從前據以選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還屢修譜牒，而且聲勢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圖以唐朝皇室和功臣為主要成份．培植一個新的士族集團，用以代替山東士族和東南望族的舊士族集團，作為白己的社會基礎，鞏固唐王朝的統治。這個新培植的士族集團，要取得社會的承認和法律上的確認，就必須寫到譜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屢修譜牒，不過是一種培植新士族、貶抑舊士族的措施或行為罷了。
一、唐初譜牒的重修過程
唐初大規模的修撰譜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貞觀初年。唐太宗命高土廉、韋挺、岑文本、今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譜牒。高土廉等於是召集四方嫺熟士族門閥的官吏、學者參加，並廣泛搜集天下的譜牒，參考史傳，辨其真偽，於貞觀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沒有領會到店太宗命修譜牒的意圖，是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來的傳統，把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姓列第一等，這就觸怒了唐太宗，發了一大頓脾氣，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的方針重修，然而頒佈天下，依以為准。第二次是高宗時。此時武則天當政，中書令許敬宗以貞觀《氏族志》未載武氏的族望，吏部尚書李義府也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的世系，於是奏請改修。顯慶四年（659年）下詔，任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職者均可入選，這就把士族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書成，改名為《姓氏錄》，頒行天下，同時將貞觀《氏族志》收繳焚毀（《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第三次是中宗復位之時。當時左散騎常待柳沖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百年．士族興衰變化很大，於是上表請加以改修。中宗命沖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吳耀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新修撰，幾經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複又命柳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舊唐書》卷一八九柳沖傳）。此後唐代就沒有再修過譜牒了。唐初，士族還保持著虛假的高貴社會身份，所以那些新貴們還想用重修譜牒的機會擠進士族的行列，此後則已沒有這個必要了。
二、唐代譜學抑制舊士族的性質
如前所述，唐初屢修譜牒的目的是為了抬高新貴們的地位，培植一個以皇室和功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重修的譜牒中貶抑舊士族的地位，否則新貴們的地位是提不起來的。唐代譜學的這種抑制舊士族的性質，在太宗、高宗兩次修譜的過程中表現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襲南北朝以來以山東士族為高門的慣例，而要以當今的官品作門第高低的根據，沒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盧也好，李、鄭也好，王、謝也好，都得把門第品級降下來。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幹，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這對於以門第高貴妄自尊大的舊士族，無疑是巨大的打擊。高宗時修《姓氏錄》，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為士族，許多一字不識的窮漢出身的人，因當兵有軍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這樣做雖然有點滑稽，但卻等於說當士族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舊士族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也正因為這一點，《姓氏錄》遭到了舊士族的瘋狂攻擊，說它是“勳格”（意思大約是一種職官品級的表格），他們自己反而認為被收進《姓氏錄》是一種恥辱。舊士族不願由己被收入“勳格”，而修譜者卻偏要把他們收進去，讓他們同那些“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舊唐書》卷八二李文府傳）的人坐在一條板凳上，表示舊士族的地位也不過如此，故意使舊士族面子上難堪。
三、唐初的譜學和譜家
唐初的譜學雖然也很興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譜學完全相反，不是維護舊士族，而是貶抑舊士族，維護新士族了。因此，譜學家的任務就變成了論證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維護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譜學家中首先要介紹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時人，勤學不倦，對於歷代譜學素有研究，對於各個士族的門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世。史稱“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舊唐書》卷一八九路敬淳傳）。另一名家是柳沖，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錄》，“好學多研”，是路敬淳以後的第一人。唐代譜學為柳氏家學，後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論》，是對魏晉以來的譜學進行理論上的總結的第一篇論文，為後世研究譜牒的人所必讀（《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比柳沖稍後的有韋述，亦是唐代譜學名家。他雅好譜學，在秘閣見到柳沖等撰《姓族系錄》，非常喜愛，乃于工作之餘，親手抄錄，另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大約是《姓錄》的節本）（《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柳芳《氏族論》“唐興，言譜者以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應是不假的。
唐初譜牒的形式也同魏晉南朝一樣，分為私修的單姓族譜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譜兩種，前面說到的幾次重修譜牒，即是指後一種。隋唐的單姓族譜，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和《通志・藝文略》中提到的許許多多某氏某姓家譜，我們至今只發現了兩件原件的殘片（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第
64，180-184頁），都是用方框、線條、箭頭表示的世系圖表，詳細注明每人的血緣關係、名諱、官職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圖畫清晰，抄字工整，人們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譜，卻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幾種殘卷，其中以題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的最為完整和典型。它的內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區劃，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該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涼州西平郡），多音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參見王仲犖：《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均載《蠟華山館叢稿》）：多賀秋五郞：《中國宗譜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據我們看，這大約是官修譜牒的一種提綱，而不是修成的譜牒。因為光列每郡的幾個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個人是不是屬於這個望族，是起不到譜牒的作用的。
四、唐初的合族與通譜
隨著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沒落和門閥士族制度的衰頹，舊士族的政治特權雖已消失，但卻還保持著相當高的社會聲望。新士族中的一些無恥的人，並不以家族列入士族為滿足，仍然趨附舊士族的這種聲望，想方設法同舊士族合族、通譜，追求舊士族社會身份高貴的虛榮。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長期做吏部尚書，三次娶妻都是山東士族，仍嫌門第不高，而與趙郡李氏合譜（《舊唐書》卷八一李敬玄傳）。李義府官至吏部尚書、中書令，也嫌自己門第不高，謊稱自己出身趙郡，與趙郡李氏敘昭穆。給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趙郡李氏，迫于李義府的權勢，只好答應。後李義府犯罪遭貶，李崇德即削除其譜牒。不久，李義府再為宰相，於是銜根在心，使人誣陷李崇德，竟至下獄自殺（《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杜正倫雖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隨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還硬要擠進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諸杜不同意，於是他向皇帝建議開鑿杜固（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書》卷一○六杜正倫傳）。王鍔官至同平章事（宰相）。為了得到一個虛假的門望，竟無恥地認太原王翃為從父，甘願去做人家的兒子，並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為“名宦”作交易（《舊唐書》卷一五一王鍔傳）。可見他們為了換到一個山東士族的假門第，用了多麼卑鄙的手段。唐太宗批評舊士族“無禮”、“無恥”，其實新士族在這一點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唐末五代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的瓦解時期
維繫世家大族式家族的譜牒的衰絕
譜牒是適應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門閥士族制度的需要而興起的，在唐末五代，隨著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的瓦解，譜牒徹底衰絕了，專門研究譜牒的譜學也消失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已經徹底瓦解。
一、譜牒衰絕的過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葉，維繫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門閥士族制度的譜牒，還在不斷地重修，譜學還相當興盛，譜學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葉以後，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後，情況就完全變了。這時譜牒已經散亡，譜學已經衰絕，我們甚至已無法舉出一個有影響的譜學家來了。這說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徹底瓦解之後，維繫它們的統治的譜牒和譜學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而被送進了博物館。那種專門記載士族門第高下、研究人們血緣世系的官修的譜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們據以選官和聯姻的天下望族譜，因為長期戰爭和頻繁的改朝換代，大多毀於戰火。後唐時豆盧革說，朝廷選官，據以考查世系的“文書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盧革傳），就是指的譜牒已經殘缺散佚了。至於藏於私家的副本和單姓譜，或者毀於戰火，或跟著它的主人及莊園一齊被消滅，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時，豆盧革一次問侍中郭崇韜：“汾陽王（指郭子儀）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門，是不是他的後人？”崇韜問答說：“經亂失譜牒。曾聽先父說：去汾陽王已經四代。”（《舊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韜傳）可見在戰亂中喪佚譜牒是普遍現象。由於譜牒在當時已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對於它的散亡人們已不怎麼關心，也沒有必要進行重修。譜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沒有什麼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沒有多大價值，譜學和譜學家自然也就跟著絕跡了。從北宋以後，許多學者曾經一再談到過譜牒衰絕的這個過程。如蘇洵說，自唐朝衰亡，譜牒就廢絕了（蘇洵：《蘇氏族譜譜例》，《嘉佑集》卷十三）；胡應麟說，自五代以後，人們已不崇尚門閥，譜牒之學，遂絕而不傳（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庚部卷三九）；歸有光說，魏晉以後，根據門閥高下來選官，所以譜牒之學特別興盛，直至李唐，還十分崇尚，五代衰亂，譜牒就蕩然無存了（歸有光《龍游翁氏宗譜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們說的譜牒衰絕的過程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二、北宋以後人們均已不知自己的統系來處
譜牒是記錄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緣親疏、門第高下的簿籍，是用來區別人們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的依據。一家士族幾代以至十幾代的發展、繁衍情況及履歷宦績，都在譜牒上記載下來，所以他們對自己家族從始祖以下（一般是從魏晉以來）的歷代祖先，叫什麼名字，任什麼官職，都瞭若指掌，家族內部支派分析的發展脈絡，清清楚楚，人與人之間的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也十分明確。當譜牒衰絕之後，到五代北宋時期，情況就完全變了。歷代皇室以至達官顯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還有不少貧窮士子通過科舉爬到高位，他們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誰，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數，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幾位宰相，范質、王溥的家世，只能數到他們的父親，魏仁浦幼時孤貧，父親叫什麼名字，史書上都沒有記載，趙普的世系雖然能數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這種情況均見《宋史》本傳）。他們都是靠中進士這條路爬上高位的，並非由於家族的蔭庇。由於沒有了譜牒的記載，家族的世系脈絡只能靠口耳相傳，時間一久，誰是誰的祖先，誰是誰的子孫，在世的人相互間是什麼血緣關係，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筆糊塗賬，即使那些確實出身於歷史上的門閥士族的人們，比搞不清自己的來歷了。這就是張載、程頤等人說的人們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統系來處”的意思。（張載：《經學理窟。宗法》，《張載集》第258頁；程頤：《伊川先生語》，《二程集》第179頁。）
宋明以來近代封建家族的家譜是維繫家族血緣關係的主要紐帶
每個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組織，必有一部以至數部家譜。家譜又有宗譜、族譜、家乘等不同的名稱。人口眾多的大家族的家譜，同他們的祠堂一樣，還分為通譜、支譜、總族譜、分族譜、大同宗譜、小宗譜等等。宋以後，隨著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譜的風氣十分盛行。到了明清兩代，在農村中，可以說既沒有無譜之族，也沒有無譜之人。
一、家譜的內容
家譜是一種簿籍性質的東西，其基本內容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緣關係圖表，這是家譜的主要內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圖表中詳細記載著全族男子的名諱、字型大小、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幾子幾女、子何名、女適何地何姓等，“至於諱某宇，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載於後，庶幾可示後昆。”（宋濂：《符氏世譜記》，《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九）有進學中舉、為官作宦者還要記其簡歷。每一代每一人都這樣詳細記錄，不嫌其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家族血緣關係的清楚。世系圖表的基本形式有圖式和表式兩種。圖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繪成簡圖。把主要內容注於圖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將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將世系的內容用小字注於格內，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載本族有史以來制訂的各種家法族規、家訓家範、祖宗訓誡子孫的言論等。“譜列家箴、家禮、庭訓，立宗法實伸國法也。”（《康熙潛陽吳氏宗譜》卷一凡例）如果一個家族有幾百年的歷史，歷代制訂的家法族規就很多，家譜不惜篇幅羅列上去。只有少數興起不久的家族，修譜時還未制訂成文的家法族規，它們的家譜才缺少這部分內容。這類東西是封建家族組織的形態結構的特點之一，載入家譜的用意是便於譜時向子孫宣講，要求族人永遠恪守，並使族長能依據此類家法來懲罰不服統治的族眾。
三是祠堂、祖塋、族產公田的座落方位、形勝地圖，以及義田記、墓誌銘、買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條規、祭產地圖，亦宜詳載，以見報本追遠之意，並使後便翻檢”（《道光吳江王氏宗譜》卷首載乾隆間訂《續修家譜凡例》）。祠堂的基本輪廓，幾進幾重、門戶窗櫺、圍牆設施。都要繪製清楚，刻入家譜。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購置的異姓土地上，還要在家譜中記載購置過程，並附刻地契，以防一旦發生產權糾紛時有案可查。一個家族的祖塋往往有多處，大都錯雜在異姓田地之間．拋棄在遠郊野之外，且無專人經管，經過日曬雨琳風蝕，歷年久遠，就會樹折碑殘，失去標記。所以必須在家譜上詳細記載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並刻上略圖。“祖塋，或繪形勝地圖，或書世系格內，某山某向，坐落某處，庶免侵佔．志不忘也。”（《康熙潛陽吳氏宗譜》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歷史。每個家族的家譜，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淵源”的小序冠於譜首，敘述本族姓氏的由來，始祖的淵源，遷徙的經過，興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蹟等等。家族歷史既是家族勢力向族眾進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統源流有依據。一般說來，一個家族的來歷清楚，遷徙分析脈絡分叫，血緣關係也必然清楚。
二、續修家譜的間隔時間
一個家族的家譜，必須定期續修。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家族中總要新生孩子，娶進媳婦，增加人口，還會逝去老人，新增墳墓。族產公田雖不准買賣，但興旺的家族還會購進公產，破敗的家族，族產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孫偷著出賣，發生變化。所以家譜必須定期續修，把上述種種新的變化反映到家譜上來，這樣才能確保家族血緣關係上的清楚準確。續修的間隔時間，絕大多數家族規定為三十年或三世，三世也即是三十年。“譜必三代一修，恐世遠年久，無不散失，乖離之弊，其所失為不小。”（《光緒春谷東溪王氏宗譜》卷首載乾隆間訂《續修舊譜總綱》）許多家族還規定家譜要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族譜重修刻板後，每十年匯稿，三十年續倍，補刻刷印，附裝譜後，以免久遠難稽。”（《道光香山黃氏家乘》卷一《族規》）一個家族三十年不修譜，即被認為不孝，“修譜不宜歷年久遠。古人雲：譜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屬不孝”（《民國浦城高路季氏宗譜》卷一《譜訓》），出現了這種情況，對族長及族中執事人員要律以不孝之罪，給予國法和家法的懲治。家譜三十年一修，大體上可以把家族中的兩代人銜接起來。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長時間。每隔三十年續修一次家譜，就能趁老一輩還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長的時候，將三十年裏家族中的緣關係的變化準確記錄下來。如果間隔時間過長，老人陸續死去，族中人丁變化就會記不準確，勢必引起血緣關係的混亂。
三、修譜的義例
所謂“義例”，類似我們今天說的指導思想。家譜能不能起到維繫家族制度的作用，關鍵在於遵循什麼義例去修纂。如果指導思想不明確，該寫的不寫，不該寫的又寫了，或者兼收並蓄，有文必錄，非但不能鞏固家族統治，還會適得其反，削弱和渙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譜的最基本的義例是什麼？就是“隱惡揚善”、“為親者諱”兩句話。這是近代封建家譜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一條基本原則。一是揚善，只寫好的甚至編造好的，“譜以正宗派，篤恩義，故獨以書善也”（《嘉慶桐城黃氏宗譜》卷一《凡例》）。二是隱惡，不寫壞的，祖先族人做了壞事，不准寫進家譜，“凡有幹譜例，當削不書，違者許房長（即族長）鳴祠處治”（《道光無為查林徐氏家譜》卷首載乾隆間訂《規條》）。這就是說，家譜的編纂要歪曲事實，製造假像．欺騙和愚弄族眾。所以在當時偽造事實、載入家譜，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有的家譜為了抬高家族的身世，硬去攀附與自己家族毫不相干的歷史上名臣賢相，甚至根據戲曲、話本、小說和民間傳說來編造家族的世系，以致漏洞百出，笑話連篇。清代著名史學家餞大昕曾尖銳批評這種現象說：“宋元之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傅會，紛紜［足春］［馬交］，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遠華胄，徒為有識者噴飯之助矣。”（錢大昕《钜野姚氏宗譜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六）因此，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修的家譜，持別是那光宗耀祖的家族歷史、祖宗功德、先人宦績，其可靠程度是值得大大懷疑的。
四、家譜的保管
家譜刻印出來，要分發給族人保存，以備必要時查詢，發揮它的作用。家譜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譜人由房長充任，也有的家族規定推本房之賢能者為掌譜人。掌譜人領取、保管家譜時，要在族長處登記造冊，注明所領家譜字型大小，這樣便於檢查家譜保存好壞，有無破損、失落現象，而且可以分清責任。一個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規中對家譜的收藏、保管提出嚴格的要求。如必須將家譜裝進特製版木匣，供于祖龕之上，或藏於書室之中，不得隨意亂放，以致褻瀆家譜。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譜不准鼠蝕蟲蛀、汙損油浸、腐敗黴爛、遺失散落、私自謄錄或借給外姓人觀看，違者依家法處罰。如果領譜人敢於瞞眾覓利、鬻譜賣宗、出賣家譜者，則視為不孝，從重懲治①。為掌握家譜的收藏、保管情況，家族每年要檢查一次或數次，檢查時，由領譜人攜帶原發字型大小的家譜，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領譜人相互檢查，後由族長評判，保管好者表揚獎勵，保管不善者批評處罰。
從湘潭陳氏和平越楊氏對家譜收藏的規定，可以看出家族對此的重視：“凡領譜者宜各什襲藏之，慎勿[希瓦]借。即被水火之災，亦須急為搬出，以譜之重，無異於契券也。……議定三年一會，公同勘驗，若有污穢、添改、散遺、鼠齧及以箱作別用者，重行責罰。”（《宣統湘潭白沙陳氏支譜》卷首《家規》）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見譜即見祖、父也，理宜敬謹收藏，毋得褻瀆。莫如用木匣裝載，置於香火之上，或藏之書室之中，每逢伏日曬晾，勿使少有蛀爛，所以妥先靈，垂久遠也。歲時祭祀之日，各帶原本，到祠會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壞字跡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飭，並憑眾罰銀三兩，歸入祠內，以作後日修譜之贄，搞者不得與祭。更有不肖子孫，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眾覓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亂支派者，眾共黜之，不許入祠。”（《咸豐平越楊氏重修小宗祠譜》卷十《原刊條規》）
五、家譜對於維繫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譜的作用，在於防止因年代久遠或異姓及同姓異族者遷入本村而造成家族血緣關係的混亂，從而達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譜首先是確認族眾的血緣關係親疏、防止血緣關係混亂的依據。家族既然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而成的社會組織，那麼族人在家族中與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血緣關係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說來，在三四代以內，誰是誰的父祖，誰是誰的子孫，人們是不會搞混的。但是時間一久，族大人多，人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就不容易記得很準確。加上族眾中有過繼族人子為嗣者，有養異姓兒為子者，有隨妻帶來異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遷居本村者，時間—長，就會搞不清楚他們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這些情況在家譜的世系圖表上一查就著，就可以據此確定族眾的地位，賑濟貧困族眾，解決世系糾紛，防止血緣關係的混亂。
其次，家譜是地主階級、封建家族勢力向族人灌輸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課本。灌輸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讀譜。通過祠堂讀譜這種家族的重大活動和盛大典禮，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觀念在族眾的思想上紮下根來，達到團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譜還是家族勢力懲罰族人的一種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農村，族人的名字列進了家譜，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譜或削去譜名，在人們的觀念上認為是一種奇恥大辱。封建家族勢力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觀念，把不入譜和削譜作為隨意處罰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為竊、玷辱家聲、逆倫傷化者，一慨不准入譜，如果在修譜之後發現了這些“罪名”．還要從家譜上削去名字，嚴重的株連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雖有親近的血緣關係，但也不准上譜。家族勢力還往往羅織罪名，用削籍懲罰不聽話的族眾，達到鞏固家族統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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