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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問祖是文化認同的表達
尋根問祖是文化認同的表達
近年來出現了新一輪家譜熱，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又怎樣解讀家譜的人文意義？帶著這些問題，晶報記者採訪了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志偉教授。
修家譜很普遍
晶報：《中國家譜總目》的編撰將在年底完成。全球存世的中國家譜種數在四萬七千種以上您是長期從事廣東地區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請談談編輯中國家譜這一現象和社會意義。
劉志偉：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在廣東的很多鄉村裏，編修族譜都是很普遍的事情。村民中也有受過一點教育的人，有的是中學教師，也有的是基層幹部，他們對身邊的人、居住的村落，總有自己的感情和興趣。我們的社會總是需要對自己的先人、鄉史、村志記錄下來的文本，對後代來說也是需要的。對這個行為本身、對這種情感，我認為是值得尊重的。
現在有關機構把家譜的資料目錄整理出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實際情形是，每天都會產生新的族譜。
晶報：人們說的“家譜”、“族譜”，以及“譜牒”，這些概念指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嗎？
劉志偉：大體是同一個意思。“譜”是指世代相傳的內容，是一種家族的秩序。“牒”是指存在的物質形態，可以是記錄在木板、石頭、紙上面的字，也可以是書籍、信件的形態。
我想，在這四萬七千種族譜中，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形態都有。在我去過的鄉村裏面，就看見有的村民家裏，從孫子到爺爺幾代人的關係寫在一張紙上，用鏡框裝起來掛在牆上；在北方，也會看到一些墓碑的背面刻有家族幾代人的關係表，這算是最簡單的。當然，也有製作複雜和非常漂亮的家譜，光數量上就是一大摞，在裝幀上也是我們說的精裝本，這裏面記載有宗族世代的關係，有的還寫有整個村子的故事。
家譜應理性對待
晶報：現在《中國家譜總目》從數量上號稱是作為全球華人尋根問祖的詳細資料，您怎麼看？
劉志偉：海外華人確實可以通過族譜找到祖先。十九世紀以後，廣東人中很多到達美洲、澳洲、非洲等地。比如在美國洛杉磯的華人，可能已經是三五代或是七八代了，朦朦朧朧中就只剩下一個姓氏。如果有一天，他想到自己的祖先，就可以通過族譜尋找。但這個問題事實上存在兩個假設：即假設所有的人都是有族譜的，另一個假設是所有人在族譜裏有記錄。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政治中，能夠擁有譜牒的是貴族和官僚階層，是貴族階級正式留下來的歷史。像《史記》，就是帝王的家譜。我們現在看到的家譜，都是明代以後的，最早的家譜只能追溯到宋代。到了現代史學裏面，家譜成為歷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據我的研究，廣東的族譜是比較多的。因為要編家譜的話，除了家族中有識字的，還需要有人來編輯，有的家譜是一百年之後重編的。事實上，單從家譜中能找到祖先的也不多。
換句話說，家譜不可能是全記錄。比如在十九世紀，村子裏的人生了小孩，有的可能會到村裏的祠堂登記下來，但也是必須依靠有記錄、編族譜的人才能實現。
晶報：也就是說家譜的記錄也不一定全面和完全真實？
劉志偉：是的。另外，在某些場合下，尋根問祖成為一種文化認同的表達。從族譜中可以看出，追到歷史上的名人姓氏，這裏面有一種攀龍附鳳的心態——在編家譜中，成為名門望族的後代，以提高自己的身份。究其根源，既有歷史因素也有整個中國社會傳統的等級觀念。
實際上，用家譜尋宗的行為，也在這個現實層面上傳達了中國社會缺乏個人的獨立人格、個人在社會中不受尊重的資訊，這成為文化心理的深層動因。對待家譜，應該有個比較理性的態度和清醒的認識。
家譜興盛於明清
晶報：歷史上從什麼時候開始編家譜？又是怎樣形成這種風氣的？
劉志偉：民間的修譜行為，可以說是中國人基本的心理需要。編家譜興起於明代，但當時官方並沒有大肆提倡，到了清代非常鼎盛，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這要歸因於明代的國家社會結構。從王朝統治的角度來講，需要維持社會穩定，也就是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家秩序、社會機制。編家譜就是這樣一種建立家族穩定，構建社會秩序的一種創造。所以到了清代，每一家都編族譜就成為社會極其普通的事情。
如今編家譜、族譜熱，也混雜有功利和攀附的心態在裏面。我記得，二十年前到珠璣巷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人修譜和修建祠堂，那裏的村民表示，要是與海外的同祖同宗聯絡上就好了。現在去珠璣巷，就會發現到處是祠堂和修族譜的人，有的是為了吸引投資這後來修的家譜就有明顯的功利心了。
抹掉歷史，同時製造歷史
晶報：上海圖書館的資料還表明，《中國家譜總目》在梳理和搶救家譜文獻方面是值得學術界開發和利用的資源。家譜對您實際的研究工作起了怎樣的作用？
劉志偉：我主要研究珠璣巷的歷史，珠璣巷的歷史也只能是追到明代。族譜的材料是很重要的，但我更關心和研究的是編這些族譜的人：是作為解決當時面對的什麼問題？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寫？今天我們看到的社會傳統結構，在歷史場景下的文化資源，透過族譜可以理解當時的社會。
從明代到清代，在當時的廣東社會，誰有權佔有陸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文化上的身份。而族譜就成為顯示一個人文化身份的象徵和依據。一個家族有家譜，這說明是世代傳承，有文化上的權利。
剛才也說到，有族譜，編族譜，這表明是貴族、名門望族的後代。因為從中原來的人，有兩種方式才能建立身份，一是通過科舉考試，一是通過購買土地。在珠璣巷的“民”就是當地的土族，也就是賤民，在今天深圳靠近赤灣、南頭，香港的屯門等珠江口的海灣地區，都是過去歷史上的本地土族，沒有社會地位，為了脫離賤民的身份，要通過做族譜抹掉自己土族的歷史。臨時編族譜是不可能的，村民可能從爺爺輩開始做族譜，而在當地做族譜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在某種意義上說，家譜在把自己歷史抹掉的同時也在製造某種歷史。
就像我們每個人講自己的過去，一定會有隱藏，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固定的版本，也就是形成一種個人的歷史敘述，但基本的事實是符合的。往往是把過去發生的事情“抹掉”才會有歷史，這是一種選擇的結果。
劉志偉
一九五五年生於廣東韶關。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九八三年留校任教至今。現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是香港科技大學、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的訪問學者。出版著作包括《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戶籍賦稅制度研究》等。
鏈結數字《中國家譜總目》
《中國家譜總目》定稿在一千萬字左右，成書摞起來有半米高。
匯總到上圖的“家譜著錄表”，共計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一份。扣除其中約40%複本，全球存世的中國家譜種數在四萬七千種以上。
《中國家譜總目》共收錄了六百四十三個姓氏，其中家譜著錄條目超過二千條的姓氏有陳、張、王、劉、李，超過一千條的姓氏有黃、楊、吳、周、林、徐。
《中國家譜總目》收錄的姓氏，涵蓋了《百家姓》中絕大部分姓氏，而且比收錄四百三十八個姓氏《百家姓》還多二百零五個姓氏。其中，不乏許多稀有姓氏的家譜，如“把”姓、“是”姓等家譜。
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家譜，如：黑龍江牡丹江梅和勒氏宗譜，遼寧瀋陽鐵氏族譜、脫氏宗譜，遼寧北票孛爾只斤氏宗譜，山東日照法氏宗譜等。就如這份已編纂好的目錄片段：“黑龍江牡丹江梅和勒氏宗譜，一世祖方泰，祖居甯古塔西南延紮河畔，原屬女真人那木達拉氏部落，明萬曆三十八年被清太祖努爾哈赤招附，有戰功，賜姓梅和勒氏，其意為大力士。”
依據《中國家譜總目》，在所有存世家譜中，現存最早的家譜，是宋內府寫本《仙源類譜》，這是一份宋朝皇家趙氏的家譜，趙匡胤的名字便在其上，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
人口資料保存最完整、家族成員最多的是孔氏家譜。如一份一九三七年由孔德成等纂修的孔子家譜，足足有一百五十四冊。
《中國家譜總目》資料表明，上海是收藏中國家譜最多的地區，共一萬八千種；其次是臺灣和北京地區，分別為一萬零二百三十四種和八千一百零二種。家譜數量最多的是陳氏家譜，共二千七百五十二種；其次是王氏家譜，共二千三百一十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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