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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姓名譚概
圖騰感生與古姓起源
我們這裏所說的“圖騰”，即族號。“圖騰感生”是圖騰崇拜的一種表現形式，指母系氏族時期的人們不瞭解男歡女愛媾合生子的奧妙，而把氏族繁衍的“功勞”歸之於圖騰的意志和行為。圖騰崇拜的物件是自然物，大多數為動物。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人們認為，氏族中的女性只要與圖騰發生神秘的接觸，就可以感而受孕。有關遠古聖處女感生的方式大致有下列幾種：
一、是“履跡”感生。即聖處女踏某種足跡而受孕，如姜“履大人之跡”（《詩經．生民》）而生後稷系典型例證。又如伏羲也系其母履跡感生。據《易．系辭》正義引《帝王世紀》：“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而生包犧。”包犧，即伏羲。周人因為其始祖母姜踩了熊的腳跡而受孕生了後稷，所以周人以熊為圖騰，並姓“姬”，“姬”字的右半部像“熊跡”之形，即由姜履大人之跡（熊跡）的圖騰信仰而來。
二、是“吞物”感生。即聖處女下意識地吞食某種圖騰物而導致受孕，這一類圖騰多為植物，或動物的卵。例如《白虎通義．姓名篇》載：“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論衡．奇怪篇》記載：“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這兩段文字表述的方法不同，但說的都是有關聖處女吞食感生的故事：禹的母親因為吞吃了薏苡，就是車前子，受孕生下禹，所以夏人就以薏苡為圖騰，並姓“姒”。商族的先人是因為其始祖母簡狄吞食了玄鳥的子，就是燕子的卵，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鳥為圖騰，並姓“子”。《詩經．商頌．玄鳥》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就指此事。
三、是“遇異”感生。即聖處女與怪異圖騰事象發生接觸或受其“干擾”而導致受孕，這一類圖騰多為無生物或自然氣象，如雷電。據《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記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帝王世紀》雲：“帝堯，陶唐氏，伊祈姓。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為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然陰風，而感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
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導論》中說：“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會。”由於母系氏族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水準極其低下，“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韓非子．五蠹》），只好聚集在一起，來抵禦禽獸蟲蛇。又不知“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的道理，把“生育”這一大事，看得十分神秘，將生男育女歸之為冥冥之中某種異物的意志和力量作用于聖處女身上的結果。對於氏族社會的先民來說，受孕與生育，卻是不能破譯的神秘之謎。
我國先民在造字時，對“姓”是很有研究的。《說文》上說：“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因此，所謂姓者，女生也。“姓”所要確認詮釋的乃是女性始祖因何而生子的問題。究竟因何而生子呢？答曰：“母感天而生子。”即圖騰感生。班固《白虎通義．德論．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天生民。”這裏的“天”就是冥冥之中作用于始祖母聖處女身上便導致其受孕的異物，也即圖騰。所謂“母感天而生子”，實為母感“物”而生子。於是，這一直接導致始祖母受孕的異物或曰始祖母的原配男根——圖騰，就成了氏族的共同崇拜物，奉若神明，而且禁止食、殺、冒犯。這樣，氏族社會的先民就將祖妣崇拜與祖妣的原配“男根”——圖騰崇拜熔為一爐，而且將圖騰物的名作為氏族部落全體成員共同擁有的符號標誌，這就是族號。於是，不同氏族部落的全體成員頭上，都頂有一個代表他們本部落的圖騰名稱——族號，畫在旗幟上或者刻在山崖上，有的還刺在身上。當部落與部落之間發生交往時，這一名稱就成了他們的區別符號；當部落與部落之間發生戰爭，或流放他鄉時，這一名稱——族號就無疑產生了精神紐帶作用和強大的凝聚力量。久而久之，作為各族族號的圖騰，就逐漸演變成了同一氏族的共同標記——姓。這就是由“圖騰感生”演化的姓的秘密。生殖崇拜是圖騰崇拜的中心，也是人類賴以繁衍的基礎。
姓與氏的使用
姓表血統，有“別婚姻”的作用。在氏族社會中，同姓不婚，實際上就是說，同一氏族內部的人不得通婚。《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古人已經知道血緣近的結婚後，對下一代遺傳不利，因此同姓不婚的約定俗成一直為我國歷代所遵循。
姓起源於母系氏族社會，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人口不斷增長，氏族不得不分若干支，同時母系氏族逐漸轉變為父系氏族，這樣從母親的姓逐漸變成了父親的姓，即由母系轉變為父系。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為二，氏表官職、表居地、表職業，同一姓可以衍分許多氏。“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是我國古代姓與氏未合而為一前姓與氏最基本的特點。在漫長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中，政治舞臺基本上由男子壟斷，所以男子都必須以氏相稱，方能“別貴賤”。也正因為這樣，當時各種各樣的氏特別多，正是用以反映男子之間各種各樣的差別。而先秦的婦女都稱姓。因為當時的婦女平時不參加社會活動，她們一生中作為社會成員不被社會其他成員所注意，要與其他成員相區別，最主要的時刻就是出嫁的時刻。為了“別婚姻”，不至於違犯同姓通婚的禁忌，她們的姓是決不能含混的。所以，她們不但必須稱姓，而且終生不變。未出嫁時，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稱為孟姜、伯姬、仲子、叔隗之類。出嫁後採用下列幾種方法：
一、在姓上冠以所出生的國名。如：齊姜、褒姒、晉姬、秦嬴、陳媯等。
二、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秦姬、芮薑、息媯、江等。
三、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秦姬（秦遄妻）、棠姜（棠公妻，棠，邑名）。
四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共姬（宋共公妻）、昭姬（齊昭公妻）、敬嬴（魯文公妃）、文姜（魯桓公妻）、齊歸（魯昭公母）。
氏的不斷增多，主要在周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王侯不稱氏，稱國，也就是以國號為氏，如鄭捷（鄭文公）、蔡甲午（蔡莊公）、齊環（齊靈公）、宋王臣（宋成公）。王侯的子、孫不稱氏，以公子、公孫為氏。如公子目夷（宋桓公的兒子）、公孫友（宋桓公的孫子）。卿大夫及其後裔則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屈完、知、羊舌赤、解狐、屈原（楚國貴族，本姓，因受封到屈地）。有的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西門豹、東方襄仲、北郭騷、南宮敬叔、百里奚、柳下惠。有的以官名為氏，如：卜偃、祝、司馬穰苴、樂正克、史墨、士會。有的以祖先的字或諡為氏。如：公子目夷，字子魚，公孫友的兒子就以其祖父公子目夷的字——子魚為氏，稱魚苕、魚石。孔子的六世祖公孫嘉，字孔父，孔子就以孔為氏。莊辛以其楚莊王的諡號“莊”為氏。此外，還有以技為氏的，如：巫、陶、甄等。
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讀通鑒論》）。古代的姓氏制度，也在此時出現大動盪、大變革。由於經濟的發展、政局的動盪、戰爭的頻繁，原來嚴格的等級制度不斷遭到衝擊，宗法制與井田制日漸鬆弛，很多貴族降為平民，有的甚至成為奴隸，血緣的紐帶或血統的貴賤區分已無法維持。社會經濟在動盪變革中發展，一些庶人、工商者此時得到充分顯示才能的機會，從而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氏日益增多，稱氏也不再是貴者的特權，先前無氏的平民慢慢有了氏，在頻繁的交往中，相互間稱名稱氏，有助於經濟文化的交流，成為當時社會中的客觀需要。當男子逐漸都有氏時，氏就成為人們相互之間加以區別的重要標誌，而原來很少的姓卻被大量的氏淹沒，氏就取代了過去姓的地位，氏姓不分，或說氏姓合一。到了漢代，通稱為姓。姓氏制度基本穩定之後，宋代流傳普及讀物《百家姓》上面，有一千九百六十八姓。實際上，根據有關資料查看，我國自古至今出現過八千余姓，現今存在的只有三千左右。這三千左右的姓中，常見的只不過有三百多個。
姓氏的多樣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誌，它標明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不斷的發展前進。姓氏有圖騰生殖崇拜，也有對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崇拜以及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通過對此的研究，可以有助於對人類進步的理解。
姓與門第
在當今社會，無論姓什麼，相互之間是不會因姓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貴賤之別的。可古代卻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同的姓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這種情況產生於漢代。
在漢代社會穩定的基礎上，經濟繁榮起來，一些地主、商人、官僚的財富迅速增長。東漢時期形成一批被稱為“豪族”、“強宗大姓”的巨富。他們常常膏田滿野，奴婢成群，連棟數百，徒附萬計，在政治上權力也日漸增大。同時，官吏隊伍中也產生了少數“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累世公卿之家。如四世三公的弘農楊姓，四世五公的汝南袁姓。他們這些大姓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門高勢重，被當時稱為“門閥”、“士族”。在“察舉制”選擇官吏的制度下，出身在這些家族裏的士子很容易進入仕途。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又以“九品中正制”選擇官吏，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往往就掌握在世家大族之手，更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這樣各地陸續出現了一些高門大戶，如清河崔姓、陳郡謝姓、范陽盧姓、平原華姓、東海王姓、太原王姓、隴西李姓、滎陽鄭姓、山陽郗姓、河東裴姓和衛姓、北地傅姓、潁川荀姓和陳姓、琅邪王姓、扶風蘇姓、京兆杜姓等，都成為高人一等的富門大姓。在上層人士之間也就逐漸形成了修族譜、進門第的風尚，嚴格地“別貴賤，分士庶”，如有司選舉，必稽譜而考其偽，甚至以國家法令規定士庶之間不得通婚，每一個郡中的“望族”被稱為“郡望”，長期受到尊重。《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是博陵崔氏之女，出身望族，故而老夫人寧食言毀約，也不願將女兒配給無門望的張生，而要許婚給滎陽鄭家，這正是唐代恃其望族，恥與他姓為婚的真實寫照。
姓分貴賤講究門第的風尚，始于東漢，終於唐末，是古代姓氏制度發展演變過程中一段十分特殊的階段，值得我們研究。
古人的改姓
今天每個人的姓都是固定的，而古人的姓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更改的。
一、少數民族因漢化而改姓
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有幾次大的融合，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在一起，逐漸改為漢姓。北魏遷都洛陽，拓跋氏改姓元，如唐代大作家元德秀、元結、元稹等都是拓跋氏的後代。蒙古族成吉思汗大將木華黎到中原，他的後裔漢化後，改姓李。清代的滿族後來幾乎全部改成了漢姓，他們或以諧音取姓：佟佳，諧音為佟、董；舒穆祿，諧音為舒、徐；瓜兒佳，諧音為關。或取意譯姓：畢拉，意江河之河，諧音為何；巴顏，意富裕，選用漢字富等。愛新覺羅氏也改為金、伊、洪、德等姓，葉赫那拉氏改為郎、卜、鈕等姓。
二、賜姓
歷代帝王表彰忠臣勇士或愛妃臣僕，常常用賜姓的方法。如周穆王盛姬早卒，賜其族為痛氏。漢高祖因項伯效忠漢室，鴻門宴有救命之功，因賜姓劉；唐初徐敬業有功，賜姓李；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臺灣，功勳卓著，曾被隆武帝賜姓朱。封建帝王出於開拓疆域的政治需要，也經常向異族首領賜姓。如唐代的黨項羌，原姓拓跋氏，唐帝賜姓李；宋代黨項羌立國西夏，宋帝賜姓趙。帝王賜姓一般用以褒揚，但也有因觸怒龍顏，賜姓以示處罰的。如永明八年（四九○年）與齊武帝同姓的蕭子響因罪伏誅，齊武帝惡其叛逆，“賜姓為蛸”。劉宋時的劉誕，因反抗朝廷被宋武帝所殺，劉誕及其家族因而“貶姓留”。武則天篡位成功後，將中宗皇后王氏改姓為蟒，將高宗寵倖的肖良娣改姓為梟。
三、避禍改姓
由於改朝換代或者是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的政治鬥爭，動輒家滅九族，於是避禍改姓的事屢見不鮮。如：戰國時有個遊俠叫田光，他出謀劃策，讓荊軻刺殺秦王。後來秦滅燕國，田光的子孫為了逃避秦王的迫害，就不再姓田而姓光了。春秋時，陳國的“敬仲之如齊，以陳為田氏”（《史記》卷四十六），是說陳完字敬仲，因避難到齊後，把陳姓改為田姓。韓信倒楣的時侯，他的兒子逃往南粵，取韓字之半，改姓韋。司馬遷的故鄉陝西韓城縣有姓同的，據說在司馬遷下獄時，本族人紛紛改姓避禍，有的在司字旁加一豎改姓同，有的在馬字旁加兩點改姓馮。廣東東莞縣有姓香的，原來他們的祖先是北方的查姓，因避仇逃到廣東，將查姓下邊一橫移到上邊，改姓為香。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本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後，元初文天祥後人潛逃至蘄水永福鄉，改姓為聞。明代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處死黃子澄，黃氏子孫只好改姓田，用以避難。元滅金以後，女真族“完顏”姓的人，改姓完以免元軍殺害。蒙古族忽必烈在爭奪王位時，擊敗自己的六弟阿裏木哥，阿裏木哥攜子南逃，在湖北洪湖定居，隱姓埋名，遂以排行六而用漢姓陸。清代時，被太平軍打得大敗而被殺的兩江總督陸建瀛，就是這一支陸姓的後代。
四、避諱改姓
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尊嚴，不准任何人使用與他們的名字有相同的字，如果有相同的一定得回避更改，這就叫做“避聖諱”。如楚霸王項羽名籍，籍姓為避諱改姓席（籍、席音近）。漢安帝父親叫劉慶，慶姓為避諱改為賀姓（慶、賀義同）。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死後，被諡為孝敬皇帝，因避李弘諱，弘姓改為洪姓（洪、弘同音）。還有東漢明帝叫劉莊，為避聖諱，姓莊的就改為姓嚴（嚴、莊同義）。
五、因遷徙而區別他姓改姓
漢代山東諸縣“葛”姓遷到沂水，為了和當地葛姓區別開來，稱為“諸葛”。“諸葛”不是少數民族的姓，它不同於少數民族的複姓呼延、尉遲、獨孤、萬俟、宇文、慕容、賀蘭、拓跋、乞伏、哥舒等。
除以上幾種改姓的情況外，還有因事改姓。漢武帝時有位丞相叫田千秋，因勞苦功高，年事已邁，漢武帝特別恩准他乘車出入宮禁，人稱“車丞相”。田千秋為感謝皇恩，乾脆就改姓車了。東漢末年北海郡內有個人姓氏名儀，當地太守孔融給他開玩笑說：“氏是民字上部缺一筆，民無頭還了得，可以改為是。”氏儀聽憑長官旨意，由氏改為是。
也有因封地而改姓的，如戰國時著名的法家商鞅，衛國人，公孫氏，名鞅。本叫公孫鞅或衛鞅，他曾因功被封于商，號商君，故稱為商鞅，他的後代就以封地商為姓氏。
古人的名、字、號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口的增多，社會交往和人際交往的日益密切，為了把某一群人與另一群人區分開來，便出現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標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姓”；在一群人中間，為了把這中間的你、我、他區分開，也就出現了只屬於個人的標誌，這種標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名”。關於名的起源，從漢字“名”字本身也可推知其最早的含義。這一漢字由“夕”和“口”兩部分組成，對此，《說文解字》解釋說：“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說，在早期的交往中，人們白天相見，能通過形體、面貌，相互識別。一旦到了晚上，相互之間看不清楚，就只能通過自我報名來區分你我了。可見，人名的產生是與社會實際的需要有關，它的最本質的作用，就是在社會交往中所有場合都可能區別人的個體，是在社會上使用的個人的符號。
夏商兩代留下來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祖乙、外丙、太戊、雍己、盤庚、武丁、小辛、外壬等和天干相聯繫，可能和某種時辰有關。春秋時期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應是以生理特徵命名的。鄭莊公名“寤生”，則是他母親難產的紀實。可見那時的名字還是很樸素的。古時嬰兒出生三個月以後由父親命名。命名的方法，魯國大夫申將其歸納為五種：“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左傳．桓公六年》）古人十分重視這段話，《禮記》等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這裏所謂的“以名生為信”，就是按人出生時與某事相聯取名，該事真實可靠，如鄭莊公出生時逆生，他的母親武姜為他取名寤生；再如唐叔虞出生時，手裏有紋似“虞”字，因而命名為虞；魯公子友出生時，有紋在其手上，好像“友”字故取名為友。所謂“以德命為義”，即以祥瑞之事來取名，如太王感到文王將來必定昌盛，故為其取名“昌”。周文王姬昌見兒子出生，長大後必發兵誅暴，所以給兒子起名“發”，即周武王。所謂“以類命為象”，即根據出生後的相貌特徵與某物類取名，如孔子“生而首圩頂”，名丘。所謂“取於物為假”，即假借萬物之名而命名，如陳宣公、宋昭公皆名杵臼；再如孔子的兒子伯魚出生時有人送魚，故取名鯉。所謂“取于父為類”，即以與其父相關相類的事取名，如魯莊公與其父同生日，取名曰同。同時，命名還有六條禁規：不以國名作人名；不以本國官名作人名；不以本國山川名作人名；不以疾病之名作人名；不以畜牲之名作人名；不以禮器禮品之名作人名。
自周代開始，人不但有“名”，而且還得有“字”。“字”，是在“名”之後新增的稱呼。《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人生下來三月要取名，二十歲加字。《典禮上》有“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就是說，當男子加冠，女子及笄，表示其已成人，將要正式參加社會交往時，就要在其名之後再加字。為什麼要有字？唐人孔穎達為《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時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三月而加名，故雲幼名也。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直呼其名，故冠而加字。”這就是說，當一個人成年之後，由長輩原來所命的和多年來被長輩所稱呼的“名”就不便在社會場合呼來喊去，就得另取一個供平輩或晚輩可以稱呼的新名，即“字”。“名”是供長輩呼喚的，“字”是供平輩、晚輩和自己稱呼的。所以在古代，對平輩或尊輩“直呼其名”、“指名道姓”是一種不尊重對方的無禮行為。對平輩或尊輩只能稱字，不能稱名，只有尊對卑或自稱才可稱名。當我們瞭解“女子許嫁，笄而字”的習俗之後，就可以明白為什麼長期稱女子許配或出嫁叫“字人”，稱未曾許配的閨女叫“待字閨中”了。因為當時“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對於女子來講，成年、結笄加字、許配基本上是一回事。
古人是先有名而後有字，字由名而孳生。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都遵循著“名字相應”的原則，就是名與字之間要有一定的關連。《白虎通義．姓名》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從名與字的連帶關係和構成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同義互訓。如諸葛亮，字孔明；宰予，字子我；張衡，字平子；曾鞏，字子固；秦觀，字少遊。這裏的亮與明、予與我、衡與平、鞏與固、觀與遊同義，可以相互注釋。
反義相對。如朱熹，字元晦；趙孟，字子昂；韓愈，字退之；菅同，字異之；黃損，字益之。這裏的熹與晦、與昂、愈與退、同與異、損與益都是反義相對的。
連義推想。如關羽，字雲長，取莊子《逍遙遊》句：“其翼若垂天之雲。”是由“翼”想到羽毛，進而由“垂天之雲”推想到雲長。趙家駒字千里，是由少壯的馬推想到馳騁千里。
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故能夠居易。蘇軾字子瞻，由倚軾而推想到瞻望。
連義指實。如杜甫字子美，由對男子的美稱聯想到美。唐寅字伯虎，由寅聯想到“十二地支”的寅與虎相配。
同類相及。如孔鯉字伯魚，鯉是魚類。鄭樵字漁仲，樵夫常與漁翁為侶。梁鴻字伯鸞，鴻和鸞都是為人稱道的飛禽。陸機字士衡，機和衡是北斗上的兩顆星。
原名加辭。如謝安字安石，杜牧字牧之。運用干支五行。如鄭石癸字甲父，秦丙字白乙，純屬天干相合。楚公子午字子庚，鄭印癸字子酉，天干地支相配。
形體離合。如宋玫字文玉，尤侗字同人，姚椿字春木。
形體增省。如秦檜字會子，顧媚字眉生。
古語活用。如潘岳字安仁，本《論語》“仁者樂山”，《裏仁》“仁者安仁”語。徐幹字偉長，本《孔叢子》“非不偉而體幹也”句。曹操字孟德，本《荀子》“夫是之謂德操”句。陸龜蒙字魯望，本《詩．魯頌．宮》“泰山岩岩，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語，朱熹《集傳》有：“龜蒙二山名。”二山為魯國地望。戴震字東原，本《易．說卦》“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語。錢謙益字受之，本《尚書》“謙受益”句。
追慕古人。如顧祖禹字景範，是表示景仰史學家范祖禹。顏之推字子介，是追慕春秋時晉國名士介之推。陸遊，字務觀，是追慕北宋大才子秦觀。
古人的“名”、“字”還常用來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輩，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示兄弟長幼。其中的“伯”與“孟”又有區別，嫡妻所生長子（女）稱“伯”，妾所生長子（女）稱“孟”。如伯夷、叔齊，伯是兄，叔是弟；孔子字仲尼，仲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長女。字的後面有的加“父”（甫）表示性別，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詁》中指出，古人名字連稱時，都是先字而後名。稱字曰“某父”，如仲尼父、仲山甫等。秦漢以後則先名後字，如鄭游吉字子大叔。這裏游吉是名，子大叔是字。漢代以後逐漸在“名”或“字”中有同樣的字或偏旁表示同輩關係。如唐代抵抗安祿山的名將顏杲卿和他的弟弟顏曜卿、顏春卿共用“卿”字，和他們同輩的堂兄弟大書法家顏真卿也用“卿”字。宋代文學家蘇軾、蘇轍兄弟共用偏旁“車”表同輩。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洵等第二個字共用常，第三個字共有“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禎帝朱由檢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個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這種情況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共用的輩名，具體到個人身上就只有半個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還有“號”。“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特別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為自己取號，包括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蓮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蘇軾的東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鄭燮的板橋等都是後人熟知的。有的別號的使用率甚至超過本名。別號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輩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發或標榜使用者的某種情操，別號中常見的“居士”、“山人”之類就是為了表示使用者鄙視利祿的志趣。宋代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就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個“一”取名。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憂世憤俗，被權貴們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表示對他們的蔑視。南宋畫家鄭思肖在宋亡之後自號“所南”，表示心向南方。明末畫家朱耷為明朝甯王朱權後裔，在明亡後落發為僧，因欣賞八大人覺經，取號“八大山人”，“八大”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抒發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當然，更多的官僚縉紳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種動聽的別號只不過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的幌子。
另外還有“綽號”，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認的別號，是對人的刻畫和形容。春秋時百里奚淪落楚國，被秦穆公用五張（黑公羊）皮贖回，人稱“五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綽號。唐代奸相李義府外柔內奸，被人稱為“笑中刀”。宋代王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當時號為“三旨宰相”。這兩個綽號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臉。《水滸傳》裏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綽號，大都準確描述了人物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這些綽號作為姓名的代稱，更是人們所熟知的，如“黑旋風”李逵，“智多星”吳用，“豹子頭”林沖，“青面獸”楊志，“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孫二娘，“鼓上蚤”時遷，等等。
除了上述的字、號外，歷史上常用來代替個人姓名的還有幾種情況：
一、如東漢孔融稱為孔北海，唐代韓愈稱為韓昌黎，柳宗元稱為柳河東，孟浩然稱為孟襄陽，宋代王安石稱為王臨安等。以地名稱人在封建時代是表尊敬，叫作稱“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鴻章（合肥人），下聯指任戶部尚書（司農）的翁同（常熟人）。這裏卻利用“地望”的雙關語義諷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職銜、封號等）。如東漢發出“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豪言的馬援，被稱為馬伏波（曾任伏波將軍）；投筆從戎的班超被稱為班定遠（曾封定遠侯）；蔡邕被稱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將）。
三、弟子或後人所敬的尊稱。如宋周敦頤稱濂溪先生，呂本中稱東萊先生，明歸有光稱震川先生，王夫之稱船山先生等。
四諡號。即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蹟評定褒貶給予的稱號。一般帝王的諡號由禮官議定，臣下的諡號，由朝廷賜予。東漢時，又有私諡。用作諡號的字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帶褒義的，如“文、武、仁、昭、景、惠、穆”等；二是帶貶義的，如“繆、靈、厲、幽、煬”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殤、懷、湣、悼”等。如秦穆公、周昭王、漢哀帝，宋代包拯稱包孝肅、岳飛稱岳武穆、秦檜稱秦繆醜（原由宋高宗諡“忠獻”，後宋甯宗時改），明徐光啟稱徐文定，清紀昀稱紀文達等。私諡的如宋黃庭堅的門人諡其為文節先生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詞指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別指漢代學者戴德、戴聖叔侄，他們編纂的《禮記》也分別稱為《大戴禮》、《小戴禮》。晉代文學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別稱為大阮和小阮。南朝謝靈運和堂弟謝惠連都是詩人，被稱為大、小謝；大、小謝也指謝靈運和謝。唐代詩人中老杜或大杜專指杜甫，小杜則指杜牧。宋代稱老蘇、大蘇、小蘇則指蘇洵、蘇軾、蘇轍。
六、以幾個姓並稱特定的幾個人。如“班馬”指史學家班固和司馬遷；“李杜”指唐代詩人李白、杜甫（或指詩人李商隱、杜牧）；“元白”指唐代詩人元稹、白居易；“韓柳”指唐代文學家韓愈、柳宗元；“二程”指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三蘇”指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
七、以行第連同姓稱人。李白稱李十二，韓愈稱韓十八，柳宗元稱柳八，元稹稱元九，白居易稱白二十二，秦觀稱秦七，歐陽修稱歐九，黃庭堅稱黃九等。
人類的姓氏、名諱的發展，是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一部分。本來任何事物的名稱和事物本質並沒有多大聯繫，好的名稱並不一定有好的本質，同樣的道理，不好的名稱並不一定是壞的本質，但是一旦這種名稱和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相聯繫，便具有了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的意義。因之，我們對此研究，可以更深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歷史。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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