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的前途
從歷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的前途
宗親會、同鄉會是海外華僑、華人社會最常見的聯誼組織，它在東南亞華僑史上曾扮演過重要角色，有過多方面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絕大多數華僑加入當地國籍，成為所在國公民，華僑社會演變為華人社會，華人心態中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這個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傳統社會組織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本文擬從這個傳統社會組織產生的歷史條件、特點與功能、挑戰與反應看其命運與前途。
一、特定歷史的產物
中國人流寓海外由來已久，但大規模移居國外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據不完全統計，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中國人出國謀生者累計不下1000多萬人。在短短的一百年內竟有如此之多的移民出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災，亦有人禍，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列強的侵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導致大量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破產。近代中國大量人口的外流是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產物，也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結果。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移民得不到本國政府的任何支助，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人地生疏的東南亞，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不但謀生困難，人身也毫無保障，深感到互助團結、和衷共濟之必要。
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還是個封建宗法社會，宗族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核心，鄉土地域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剛剛離開土地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然只能帶著這種傳統的社會關係和觀念來到僑居地，並仿照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組織模式建立自己新的團體。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宗親會、同鄉會（會館）就是這樣產生的。新加坡的曹家館（1819）、四邑陳氏公館（1848）、福建林氏宗詞（1857），菲律賓的龍崗公所（1884）等屬於東南亞最早的一批宗親會組織。麻六甲的應和會館（1820），新加坡的甯陽會館（1822）、臺山黃家館（1854）、福建會館（1860）則是最早的一批地緣組織。
19世紀下半葉以後，移居東南亞的華人日益增多。1880年至1930年到達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約830萬人，其中契約華工竟達600萬人。由於語言的隔閡，操不同方言的新移民常聚居一處，形成許多方言群，如新加坡牛車水一帶住的是廣東人，大坡新巴殺一帶住的是潮州人，大坡直落亞逸住的是福建人，小坡美芝律、密駝律住的是海南人。這種情況加速了地緣組織的發展，形成了福建、潮州、廣東、客屬、海南等東南亞地區常見的主要幫派。如越南有五幫公所，泰國有七屬會館等等。
東南亞各地華人社會中宗鄉會館所以能廣泛發展並長期存在，還和華人社會本身以及當地的經濟狀況、生產水準有著密切定系。早年西方統治下的東南亞，自然經濟仍居主導地位，土著資本尚未形成，生產水準較低。中國移民大多屬於小生產者和小商人，這種狀況使得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宗鄉關係及其組織得以廣泛發展和長期存在。
舊中國貧弱不堪，自顧不暇，未能有效保護自己的僑民，海外華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守望相助，自力更生。華人處於移民的地位更深感有加強族群認同與增強內聚力之必要。以上種種增加了宗鄉組織長期存在的社會意義。
總之，宗鄉會館這種傳統社會組織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廣泛發展，絕非偶然。它是特定歷史的產物。它與一定的人口、生產力水準、經濟結構狀況和性質以及華人移民的地位有著密切關係。
二、特點與功能
宗鄉會館這一血緣性、地緣性社會組織雖然是從中國移植到東南亞的，但東南亞的社會情況與中國的社會情況有很大的差別，移植者本身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這個傳統的社會組織從一開始就不能不具有新的特點和新的社會功能。
１、組織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伸縮性
宗親會是以同宗為基礎結合而成的。所謂“同宗”，包括了五服內的世系群，五服外的“堂親”或“族親”；而其極限則遠及實際上毫無關係的同一姓氏的個人。在海外華人移民社會裏，五服內的世系群實際上不存在。移民多為單身漢，其父老妻兒仍留在家鄉。因之．不可能建立真正血緣關係的宗族組織，只能建立以同宗為基礎的宗親組織。由於同一姓氏的移民在同一移居地往往人數不足以構成單獨的宗親組織，海外姓氏宗親組織常採取數姓聯宗的辦法，如馬來西亞的龍崗親義總會包括了十八姓，菲律賓陳姓媯汭五姓供祀的是舜帝，烈山五姓供奉的是神農，這些事實都說明海外宗親團體組織上的靈活性。
以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館也有自己的變通辦法。由於海外各地方言群人數多寡不一，各地同鄉會便具有很大的伸縮性。海外同鄉會的所謂“鄉”，小可小到一個自然鄉，如菲律賓“菲華呂代撲裏同鄉會”即為福建南安撲兜鄉呂氏同鄉會。大可大到數縣乃至數省，如東南亞各地常見的“三江會館”，這個會館的“鄉”包括了江蘇、浙江和江西三省。無怪乎英國學者菲裏德曼曾說過：海外華人的血緣地緣組織和中國本土的此類組織有所不同，海外華人的血緣組織，事實上是沒有血緣的血緣組織，而他們的地緣組織則是失去土地、離開故土的人們的地緣組織。
何炳棣教授曾指出，傳統中國社會組織，其形式可在某一範圍內轉換。例如普通的會館基本上是地域組織，但早期為同鄉仕宦的俱樂部，後改為仕商並容兼以在京師收容應試鄉舉子而變為試館。地方上的會館則供奉鄉土神而為寺觀，或因同鄉多人從事某一行業而轉為同業公會（何炳棣， 1966，68-70）。海外宗鄉組織轉換的形式更為靈活多變，往往同一會館兼有血緣、地緣、業緣組織性質，且縱橫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網路。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的這一組織上的靈活性、伸縮性特點，大大提高了華人的適應能力。這也是宗鄉組織在各地普遍發展的重要原因。
2．社會功能的多樣化
宗鄉組織在中國只是宗法社會中名目繁多的各種社會組織中的一種，其功能是有限的。會館制度也只是明朝才出現，清朝才流行起來。東南亞華人宗鄉組織的地位完全不同。早年，它是華人藉以團結自身並維繫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社會組織，也是華人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每個單獨的宗鄉會館而言，它所服務的物件是有限的，主要為本族人、本鄉人辦事。但作為整體而言，它的社會功能卻是多方面的。宗鄉會館大都以“敦睦宗誼，促進團結，共濟互助，同謀福利”為宗旨，這使它能為各地政府所核准而取得合法地位。早期宗鄉會館擔負著照顧新客，提供食宿，介紹工作，協助貧病，排難解憂，購置義山等多項任務。宗親組織還須主持春秋兩祭兼辦族內喜慶喪吊事宜。稍後，較大的宗鄉會館還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如開設醫院、善堂等。東南亞各地宗鄉會館最大的一項公益事業是舉辦華人學校，傳播華族文化。東南亞對地近千所全日制華校，從小學、中學直至後來的南洋大學之得以開辦，數以萬計的學童之得以接受中文教育，均得益于各地宗鄉會館的鼎力相助。此外，在支持辛亥革命，支援祖國抗日，賑救家鄉災民，資助家鄉建設等方面，宗鄉會館都做了大量貢獻，在社會、經濟、文教、福利等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鄉會館雖不是經濟組織，則它和各種業緣組織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它所形成的人際關係對於整個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人類正經歷著第二次科學技術革命，國際分工有了長足進展，世界市場加速形成，東南亞各地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十分活躍，為商業和貿易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東南亞魯地華人紛紛進入流通領域。華人之所以能抓住這個機會，主要借助于由各種完全會館組織建立起來的信用關係。這種信用關係使華人零售商有可能採用賒購的辦法將居民手中的土產收集上來，經三盤商、二盤商再轉售給歐人大出口商，然後又從他們那級將西方工業製品通過同一管道推銷至消費者手裏。各地華人二盤商中不少人還通過家鄉關係與新加坡、香港的華商建立直接聯繫，形成廣泛的經濟網路．促進了東南亞經濟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增強了華人經濟實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19世紀末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以這一傳統社會組織為依託。家鄉關係及其組織不僅方便了成長中的華人企業獲得資金、資訊、勞動力和市場；還幫助他們跨越國境在東南亞各地開設支店。20世紀初興建華資銀行均為幫辦，此種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它說明在當時的條件下，離開廠宗親關係寸步難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隨著華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提高，華人社會出現了許多現代化的政治、文化和福利組織，宗鄉會館的一些社會功能逐漸為這些新興組織所取代，宗鄉會館的地位相對下降。雖然如此，宗鄉會館的作用和影響仍不可低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和各地中華商會領導層幫派結構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說明。
三、挑戰與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獲得了新生。東南亞各地也相繼取得獨立。進入60年代後各地華人先後加入所在國國籍，成為所在國公民。華僑社會演變為華人社會，華人的心態也從葉落歸根轉為落地生根。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宗鄉會館這個傳統社會組織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陷入前所未遇的危機之中。
由於東南亞各國情況極為不同，危機的程度、表現形式以及反應方式也因國而異。下面我們來看看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情況，這三個國家的反應，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早發現宗鄉會館面臨危機並進行深入研究的是菲律賓已故華人學者施振民教授。70年代初，施教授發現菲律賓華人宗鄉組織戰後不但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十分活躍。經過仔細研究，他認為這種現象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反映了華人經濟有所發展，一些新富想出人頭地紛紛建立血緣地緣團體以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增強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這種現象是一種“社會文化內衍現象”（ Cultural
Involution），是社會面臨危機時的一種調適方式，其特點是以形式上的“複華”來保全既存結構的變革。
施教授認為，危機來自華人年輕一代不可避免的同化於土著的趨勢。他們與老一代華人不僅存在“代溝”，而且存在“文化溝”；這種“文化危機事實上威脅著傳統組織本身的生存”。宗親和同鄉組織的繼續存在不但需要填平“代溝”，還需要疏通“文化溝”；施教授認為，對此，老一輩華人拿不出一套解決的辦法，只得繼續強調他們賴以生存的中華文化價值，“沿用傳統手段，建立更多團體組織，一方面得以加強個人安全感，另一方面用以鞏固華人文化堡壘。
如何解決這個危機呢？
施教授的看法比較悲觀，他的結論是“宗親和同鄉組織將繼續存在，不過很可能隨著第一代移民的消失和華人文化的式微而走下坡”。（施振民：1976：181—190）
新加坡的情況和菲律賓有所不同。在這個華人居多數的國家裏不存在被土著同化的問題，因此，獨立後的新加坡沒有出現施教授所說的那種“內衍”現象。事實上，新加坡自1960年以來新登記的血緣地緣組織的數量一直在減少，1978年到1984年間再也沒有新會館登記。不過這種現象對新加坡宗鄉會館來說卻意味著更大的危機，其根源來自現代化和過分西化。新加坡自獨立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國民平均收入大增，基本消滅失業現象，再無中國移民入境，因此，無人需要宗鄉會館的幫助。而市區建設又使舊時以幫派為主體的社區解體，會館無以為據。更重要的是政府重視綜合教育，建立國家學校制度取代了會館大部分辦學任務；雙語教學中對華文重視不夠，導致年輕一代宗鄉觀念逐漸淡薄，認為宗鄉會館是落後保守的組織，多不願參加其活動，宗鄉組織遂無人問津。
面對這種嚴峻局面，1984年11月，新加坡九大會館聯合召開全國性研討會，共謀對策。副總理王鼎昌提出開放門戶，自我更新的五點改革方案。1986年 1月新加坡宗鄉總會宣告成立。幾年來，該會以開拓改革精神開展了“春到河畔迎新春”等大型華族文藝活動，組織了“華人會館沿革史及文物展”、“華人傳統展”，建立了“文史資料中心”，出版了會刊，製作了華人歷史記錄片，推動了華語運動，進行了一系列生動活潑有教育意義的活動，發揮了傳播傳統文化的新功能，宗鄉會館本身也由此而出現生機。新加坡沒有走菲律賓“文化內衍”的道路，而是走“改革自新”道路，他們的成就無疑給了東南亞各國的華人宗鄉組織很大的啟示和鼓舞。
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的 1/3，那裏沒有出現菲律賓那樣嚴重的同化現象，也沒有出現新加坡那種嚴重的西化現象，馬來西亞華人所面臨的任務是爭取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與合作，爭取發展華文教育的權利。因此，那裏的宗鄉組織有許多事要做。它一方面組織自己的全國性機構，另一方面參與其他華人團體組成全國華團。從1989年以來，華團已先後舉辦了八屆華人文化節，在發揚傳統文化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有趣的是，馬來西亞各種華人社團中，宗鄉組織這個聯誼性、福利性的組織最先開展國際聯誼活動，它的成就為宗鄉會館開闢了一個活動的新天地。
四、命運與前途
以上我們考察了東南亞宗鄉會館日前面臨的挑戰及其反應情況。毫無疑問，不同的反應方式將產生不同的後果。
下面我們從長遠的觀點來考察這個傳統社會組織的命運與前途。
本文第一節曾指出宗鄉會館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的存在與所在國經濟發展及華人移民地位有密切關係。今天，產生它的那些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而它的移民社會的基礎也已消失了。既然如此，宗鄉組織還有什麼前途呢？
歷史上有過許多社會組織隨著產生它的歷史條件的消失而消失。但也有許多社會組織依然留存下來，現存的許多宗教，就是例子。這裏關鍵的問題是： 1）新的歷史時代是否還需要這個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 2）這個現存的社會組織是否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承擔起新的歷史使命。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個傳統的社會組織就有了存在的根據和新的歷史基礎。當然，其自身也需做相應的變革。讓我們來看宗鄉組織的情況究竟如何。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在1991年第一屆世界華商大會上曾對與會的八百名華人企業家說：“我相信如果各位互相交流經驗就能證實，各位的成功主要的因素是節約，刻苦耐勞，重視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簡單來說，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使大家成功”。李先生這一席話不僅總結了華人企業家的成功經驗，而且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這就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
自從馬克斯．韋
伯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以來，世人多認為中國的落後源於儒教，要現代化就得全盤西化。戰後東亞經濟的崛起改變了人們的看法，不少學者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助於現代化。不僅如此，傳統的倫理道德還有克服西方社會弊病的功效。李先生以自己領導新加坡獲得輝煌成就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他相信在今後的國際競爭中，華人要立於不敗之地，不僅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而且需要發掘中華文化的精髓，掌握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顯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得對年輕一代加強傳統倫理道德教育，鼓勵他們努力掌握華語華文，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傳統的社會組織宗鄉會館可以發揮獨特的社會功能，擔負起傳播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新加坡如此重視宗鄉會館的工作，把它視為發掘東方文明，完成國家文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道理就在於此。
21世紀正向我們走來，太平洋時代已見端倪，加強太平洋地區乃至全世界華人社區的經濟文化聯繫，對於亞洲的崛起有著重大意義，宗鄉會館這個聯誼組織可以在這方面大顯身手。1981年以來各種國際性的宗鄉組織紛紛成立，頻頻活動，證實了這點。
最後，12億人口的中國正在復興，掌握華語華文，通過鄉親關係和中國保持密切聯繫，不僅符合海外華人的要求，也符合所在國的需要。12億人口的大市場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無關緊要的。
以上三點已足以表明宗鄉會館組織在新時代的價值。
至於宗鄉會館本身能否適應時代要求的問題，本文第二部份已說明，這個傳統社會組織富於伸縮性和靈活性，具有很大的適應能力。實際上它既是個血緣組織，地緣組織，更是個“人緣”組織。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說的“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而它的形式與功能則可以因地因時而“轉換”。我們已經看到它從故土來到東南亞後其組織和功能是如何“轉換”的。我們將會看到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適應新的需要，它又將如何“轉換”。事實上，新加坡宗鄉會館的改革和國際性宗鄉聯誼組織的活動已經顯露出這種“轉換”的某些特點。
從以上分析來看，宗鄉會館這個傳統的社會組織的前景是光明的。時代需要它們而它們能夠通過自身的“轉換”或“改革”來適應時代的要求，擔負起新的歷史使命。
主要參考資料：
l.李光耀：《在世界華商大會開幕式發表的主旨講話》，新加坡《聯合早報》，1991年8月11日。
2.鐘臨傑：《對新加坡華人會館的功能改變的反思》，《亞洲文化》，第14期，1990年，新加坡。
3.施振民：《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民族學研究集刊》，第42期，1976年，臺北。
4.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學生書局，1966年版，臺北。
5.《海外華人與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正中書局，1985年版，臺北。
6.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三聯，1989年版，北京。
7.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1987年版，北京。
8.柯木林編：《總會三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會總會，1991年1月，新加坡。
9.新加坡家鄉會館聯合會會刊：《源》（1－11期）（1986－1990），新加坡。
1. Freedman Maurice,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A Long View”, The
Chinese society, 1965.
2. Freedman Maurice,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
no. 1; 25-48, 1960.
3. Cheng Lin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l983.
4. Linda, Y. C. Lim & L. A. Peter
Gosling,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 l, II, Singapore, 1983.
5. Jennifer Cushman & Wang Gungwu,
(e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1988.
分類題材: 南洋華社_nychinese ,
《新加坡文獻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