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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漢人”
《左傳》什麼是“中國和中國人”？什麼是“漢人”？
在寫下“西漢時期的民族情況”這個題目的時候，就覺得育種很彆扭的感覺，因為，“民族”這個概念是僅僅產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而且還主要是來自于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區分原則。清朝之前，中國人沒有什麼“民族”概念的，只有你是什麼地方的人的說法。當然，中國歷史上歷來在部分文人中也存在著區分不同族群的所謂的“華夷之辨”，但是，這種所謂的“華夷之辨”不過是部分的漢文人自我文化優越感的說法，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廣大人民群眾和歷朝歷代國家官方的認可，因為，“華夷之辨”是不利於國家團結的。當然，從地理的角度上說，“夷”一般是中國古人對相對于居住於中央地理位置之外的邊疆國民和族群的稱呼，所以，“夷”這個概念，一般僅僅是中原居民對遠地居民的單向說法，也還不是什麼民族的區分。民族的概念，一定是部族自己對自己的認同說法。
中國古代為什麼少有民族區分概念，這，的確是值得今人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這大概與中國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經進入一個不分種族和部族而聯合執政的聯合國家政權形態，有很大關係，同時，也與中國古人對政治地域賦予了“天下”的理念習慣有很大關係。這就是說，中國古人，主要是以地方去區別族群的，而不是從文化習慣和種族上去區分族群的。這個情況，很有意思。因為，這樣的族群觀念，具備了很大的相容並包的文明文化秉性，是中華民族能夠不斷膨脹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漢時期，西漢中央政府就已經專門設立了“典屬國”等職官以去管理邊疆地區和邊疆邊民的各式各樣問題，同時，邊疆地區和邊疆部族中的一些人才一樣可以成為西漢中央政府中的高官，而中原人民和中原官員也可以去邊疆地區安家落戶。中國歷史上的這種族群人員可自由在對方族群地區中流動的情況，在西方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由此可見，中國的民族問題與西方的民族問題，可能在起點和過程中，差異都甚大。這點，應該被今人高度注意。
一，關於“中國”和“漢人”的概念
關於“中國”的概念
西漢之前的商周時代，“中國”這個概念就已經大量使用了，目前，我們可以從三部《春秋》和《尚書》及其《詩經》中都可以查閱到“中國”這個概念。不同的經典，對“中國”的理解不盡相同。比如，在《公羊春秋》和《尚書》中，“中國”概念主要指意地理位置的意思，也就是是中原之人從自己居住的地理位置角度去相對遠地部族、國家或者人民所說的地理區別概念；其次就是從國家政治地緣的參考系上去加以區別的不同國家部族的概念。比如，史書記載說：“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鬍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公羊春秋‧昭公二十三年》）。
通過《公羊春秋》對“中國”概念的使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雖然在春秋時期的中原之人就已經有了“中國”與“夷狄”的概念的區分，但是，《公羊春秋》中的“中國”，是指意的君主統治地區的意思，“夷狄”則泛指為一切被統治地區。這裏，沒有明確的“中國人”與“夷狄人”的貴賤族群分別。
即使是中國另外一部典籍《管子》中也說：“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以誓，要於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于陽谷，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管子‧匡君小匡》），這是一段作者紀錄管子與他的君主齊桓公關於如何統一天下的對話，從管子的這段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排列在一起的情況看，當時的管子，也是沒有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當成是外國，他而是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與“中國諸侯國”排列在一起的。管子這裏所說的“中國”，也是個純粹的地理概念，主要就是指意中原之諸國的意思。
但是，在儒家尊崇的《左氏春秋》和《詩經》中的“中國；夷狄”兩個概念，則被賦予了“仁德；禮政；”的劃分標準了。比如，《詩經‧民勞》就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左氏春秋·僖公二十五年》也說：“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 ：“德以柔中國，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從以上的兩種中國古典對“中國；夷狄”的不同詮釋和理解，我們今人可以明確感覺到中國古代在判別中國國土上的族群上，是存在過明顯不同區分標準的。這就是，大部分人僅僅從單純的地理和地理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國的不同族群關係，所以，在這樣的標準下，中國國土上的族群是平等的，沒有什麼貴賤之分，只有不同歷史時期的統治和被統治的分別。但是，與此同時，儒者們所理解的這種“中國；夷狄”的標準又有不同，他們是以儒家尊崇的仁德禮政的劃分標準去判斷“中國”和“夷狄”的。
應該說，以上兩種不同的“中國；夷狄”判別標準和情況，一直都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一直到今天，這樣的不同劃分標準和爭論，都還是客觀存在的。
比如，在戰國時代，中原六國之人，就有自稱自己是“中國”或者“中國人”的習慣，他們甚至把秦國都排除在“中國”之外。史書記載說“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並。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史記‧秦本紀》）。司馬遷又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史記‧孝武本紀》）。
這些史料中所說的“中國”，是相對于地處中原西邊的秦國或者中原之外的地區所說的，所以，這裏所說的“中國”，是“中原之國”的單純地理概念。當時，中原居民甚至把秦國都劃分出了“中國”。這種劃分，就是從單純的地理位置標準去區分“中國”。
秦國統一中國之後，相對于“中原之國”西邊的秦王朝就成為了天下的政治主宰了，所以，這時候的“中國”概念，就開始超越“中原之國”單純地理概念，有了統一政治的國家地理的概念了。比如：史書說：“及秦併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複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佔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錄者。”（《史記‧天官書》）
這裏所說的“中國”，已經有“政治的天下”的意思了，司馬遷是從天文、地理和政治行政區域劃分的三個參考系去複合定義“中國”概念的。按照這樣的“中國”的定義，那麼，距離中原很遠的但是賓服于中原統治者的“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都屬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範疇，甚至那些遠在現今新疆和中亞地區的國土和各部族人民，也都是“中國”和“”中國人。而且，司馬遷把現今西北諸地區數度變更不同部族統治的現象，稱之為是“而胡、貉數侵掠，獨佔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意思是說，這些胡人和夷狄侵佔和主宰中國某地，不過就是客人和主人的地位的倒換現象而已。司馬遷的將這種不同部族在中國大地上主政的情況，說成為是主客的更換現象，的確是當時的行政區劃現實情況，因為，當時，許多部族根本就沒有“國家”概念，他們更換主政者，不過是“中國”的內務情況而已，最終，他們還是屬於“中國”和“中國人”。從司馬遷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感覺到，司馬遷的“中國”概念的劃分標準，肯定是來自於《公羊春秋》，而不是來自于儒者尊崇的《詩經》及其當時並不通行的《左氏春秋》。
司馬遷以上的這種對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地理詮釋，是非常值得今人重視的。歷史事實也證明，司馬遷說的這種“中國”的政治國家地理情況，的確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演化的真實情況，當時相對中原之外的西北的許多胡人和其國家，後來的確就是逐步被融入中原和漢人之中了。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堅持“華夷之辨”的文人堅持說中國歷史上有所謂的儒家文化習性去區分中國和蠻夷的原則。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可靠的，筆者查閱了史記和漢書的所有關於中國的論述，沒有發現這種區分原則。比如，司馬遷說：“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于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又說：“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史記‧趙世家》）。
從司馬遷上述對“中國”的論述可以看出，司馬遷並沒有使用儒家禮儀原則去定義“中國”和“華夷之別”，他而是把孔子儒家禮儀文化歸納成為“中國言六藝者”，這就是說，在司馬遷的劃分原則中，儒家禮儀文化也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並不是說儒家禮儀文化就能夠代表中國文化。同時，司馬遷還為那些歸附于西漢王朝的“翦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等邊疆部族國和人民的文化習慣做了辯護，他認為，這些人也是中國人，因為，“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這意思是說，中國是個相容並包的國度，是不能夠使用統一的風俗和禮儀去界定什麼部族國是中國和什麼人不是中國人的！司馬遷甚至拿“儒者一師而俗異”去為“中國同禮而教離”做了更有力的辯護論據，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是儒家也是個尊崇一個孔子師傅卻又是諸多門派的情況，中國也是多風俗習慣的，智慧的人，是不能夠要求天下一統禮儀文化的。由此可見，在西漢時代，西漢主流政治文化領域裏是堅持“相容並包”的文明文化原則的。今人理解到這點，非常重要！
司馬遷為了證明中國是個多元文化習俗相容並包的統一國家，他甚至舉例了秦國時代的一個故事去加以說明這個道理，他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餘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餘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餘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餘請，以疏其閑；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餘。”（《史記‧秦本紀》）
以上這段故事，是說的秦國時期，中原西部的戎王的使者由余出使秦國與秦國君主秦謬公高談闊論天下政治本質的一段故事，秦謬公詰難戎王使者由余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意思是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尚且難以治理好國家，那麼，你們這西戎蠻夷之國以什麼去治理國家呢？由雨則回答說：黃帝治理天下沒有多少禮儀法度，主要是以身作則教化天下。中國之所以經常動亂，就是因為法度太多太濫，各人各國都有自己的準則標準，所以，大家難以團結和睦相處，所以，天下就經常動亂，“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這意思是說，治國就如同治身，道理法度簡單點，人民更容易掌握基本原則去執行。秦謬公聽到西戎使者這番話以後，居然被嚇住了，認為此西戎使者是真人，他講的道理也是真理，所以，秦謬公處於交戰需要，他不得不與他的部屬一起商量去加害這個由餘。
以上《史記》中的這段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故事記載，明確告訴我們今人說，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所謂的西戎夷狄之國民，同樣是尊崇黃帝的，他們同當時的中原人一樣視自己是炎黃子孫，他們尊崇的基本政治社會倫理，也是與中原人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也看得出來，當時的司馬遷之所以講述這個歷史故事，顯然是在弘揚他自己所推崇的道家思想文化，甚至還有譏諷貶斥當時部分教條的儒生所堅持的僵化死板的國家理論的意思在其中。由此可見，希罕時期的中國官方和主流政治是一直把所謂的夷狄戎蠻等邊疆居民當成為自己競爭天下君主的對手的。這同時也說明，西漢時期的官方和主流政治並無以儒家禮儀文化去區分中國人和蠻夷的所謂的“華夷之辨”政治文化現象。
那麼，究竟這個“華夷之辨”是誰搞出來的呢？恐怕這是今人無法論證清楚的問題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自東漢以降，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持儒家文化優越感的儒生們，恐怕就是這種“華夷之辨”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瀾者。但是，這種“華夷之辨”顯然從來就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也不是中國智慧君主們的正確選擇！南北朝之後，“華夷之辨”的聲音就比南北朝以前要大了，所以，這種以儒家文化禮儀仁德標準去劃分華夏民族和夷狄民族的聲音，也就比以前要多了。但是，縱觀中國歷史典籍，可以發現，這種“華夷之辨”從來就沒有成為社會主流文化聲音和官方認可，這也不可能得到官方認可，因為，一旦中國官方認可了這種“華夷之辨”，這不是在給統一國家自找麻煩麼。
那麼，中國古代相對比較正確的“中國”詮釋是什麼呢？西漢末期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揚雄對什麼是“中國”曾經有一個非常中肯的詮釋，他說““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者，人也哉？”（《法言‧問道》）。
由此可見，在揚雄看來，當時的“中國”概念，主要是指意那種具備有利於天下老百姓的和平與發展的政治制度及其相對公正合理的稅賦經濟制度的國家，就叫做“中國”，凡是歸屬於這種國家制度的人，都叫做“中國人”。應該說，這個關於“中國”的詮釋，即使是今天，也是難以超越的。
而什麼是中國中的“五政，七賦”， 讀者可參見本系列文章中的“究竟什麼是漢德”一文。
關於“漢人”的概念
前面說了，中國古人有以政治地緣去區分你是什麼人的習慣，而從來沒有以你所歸屬的部族和種族去劃分所謂的民族的習慣。所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除了在南北朝時期的個別軍事將領中曾經發生過以人種模樣去區分敵我的情況外，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長期和大規模的種族貴賤歧視現象。
春秋戰國時期，伴隨周朝君王權力的下降和各諸侯國王們的權力上升，各諸侯國家的人民，就有了什麼“齊人，魯人、燕人、韓人、秦人，楚人、越人、吳人、魏人”這樣的稱呼了。當然，與此同時，那些相對“中國”較遠的邊疆部族國和人民，也有了“夷人；氐羌人，西戎人，東夷人，胡人，西域人”這樣的稱呼了。不管是什麼人，當時，只有“中國”這個地緣政治理念，所以，以上這些人，也都可以叫做“中國人”。
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大秦王朝，13年之後，秦國滅亡，在爭奪中國王權的戰爭中，項羽領導的楚軍和劉邦領導的漢軍最後成為了兩家決戰的主力軍隊。“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書‧高帝紀》）。從這段歷史記載看，西元前
206年，當時反秦大軍的盟主項羽自立西楚霸王，統治淮河流域地區，首都彭城，即現在的江蘇徐州地區；他封劉邦為漢王，統治巴蜀和漢中地區，首都南鄭，即現在陝西漢中的南鄭縣地區。
為什麼當時項羽要封建劉邦為“漢王”，現在已經無可考證了。估計這是因為當時的劉邦封地的首都南鄭緊鄰漢水有關係。而劉邦的封地，幾乎就是當年古蜀國的故土。所以，說漢王朝發源于古蜀國故地，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說到這裏，需要廓清下古蜀國、秦國、漢王朝這三個古代國家的內在關係問題。
西元前 316年，現在的四川和漢中地區屬於“蜀國”，蜀國是與當時中原各諸侯國同時並立的中國古國之一，秦國為了統一天下，他必須先統一蜀國，所以。西元前 316年，秦惠王派遣張儀和司馬錯率領大軍入蜀開戰，滅亡了古蜀國，從此，古蜀國不再存在，古蜀國的版土和人民就算是秦國人了。又過了將近一百年以後，也就是西元前 221年，秦始皇帶領秦國滅掉中原各國，統一了中國。西元前 207年，秦國滅亡， 206年的二月，劉邦就入主巴蜀漢中，獲得了原來古蜀國的全部國土，成為了“漢王”。西元前 202年，劉邦打敗項羽以後統一中國，這樣，劉邦就移都長安，建立了統一的漢王朝。
目前，在《史記》和《漢書》中，“漢兵”這個辭彙是最多的，“漢人”這個辭彙也有不少。根據兩部史書對這兩個辭彙的運用情況看，司馬遷和班固等史家所說的“漢兵”和“漢人”恐怕都是“漢王朝之兵”和“漢王朝之人民”的簡稱。比如：史書說：“匈奴仗左右賢王將萬余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複破之”（《史記‧韓信盧綰列傳》）；“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史記‧吳王濞列傳》）
從司馬遷對“漢兵”的運用看，他可以把“漢兵”運用到對匈奴的戰爭，對項羽的戰爭，對異姓王和同姓王的戰爭等事件中去，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所說的“漢兵”，就是指意的漢王朝之兵將的意思。
“漢人”這個辭彙幾乎是伴隨“漢兵”這個概念而來的，這就是說，西漢時期人們所說的“漢人”，就是指意的那些臣服和歸附于漢王朝的人民的意思。而那些還沒有臣服和歸附于漢王朝的人民，就不能夠算是漢人。比如，史書說：“烏孫使既見漢人觽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史記‧大宛列傳》）。這裏所說的“漢人”，就是相對于那些遠方沒有臣服于漢王朝的異國所說的，意思是指意漢王朝人民的意思。
同時，“漢人”辭彙還運用在內戰情況之中，比如，漢高祖劉邦征討異姓王的時候，，叛亂的韓信的軍隊遭遇劉邦率領的漢軍的攻擊和瓦解，韓信有投降之意，他的謀臣蒯通勸他反叛到底，否則就有殺身之禍，他說到：“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 ：“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漢書‧蒯通傳》）。這裏蒯通所說的漢人，就是指意的漢軍，或者是指意漢軍佔領屬地中的人民的意思。
漢元帝建昭三年，即西元前36年，西漢西域都護府將領陳湯和甘延壽跨國遠地作戰，一舉徹底消滅了長期與漢王朝為敵的匈奴郅支單于。這消息傳達到漢王朝和匈奴之後，匈奴親漢的呼韓邪單于進入長安祝賀，同時表示自己和匈奴願意世代為漢王朝女婿，他要求漢王朝將王昭君許配給他為妻子，還向漢元帝上奏高談闊論了一番漢匈新關係，他要求漢元帝取消邊關塞防，漢匈從此一家，漢王朝“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侯應說：“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複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凱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漢書‧匈奴傳》）
通過上面候應的上奏書看，當時的人們對什麼是中國和什麼是漢人，已經有了非常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中國就是“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之國家。當時的呼韓邪單于是反對在漢王朝邊疆地區設置邊關寨塞的，他批評說：中原之國家動輒設置邊關，把許多中原故國中戰敗逃亡者都驅趕到塞外，這樣，他們就成為了匈奴人了。如果漢王朝再堅持這樣的設立邊關寨塞的辦法，就可能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紛爭，而候應並不反對呼韓邪單于這種看法，但是他認為邊關如是撤銷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就可能造成邊疆地區的混亂，他特意舉例說：“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這意思是說，原本漢人與西羌人都是有來往交通的，但是，邊關各族地方官吏貪婪造成了漢人與西羌人的矛盾和衝突，所以，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設置管理官府，主要目的還是保護邊疆和平和各族老百姓的安全，“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從這裏可以看出，大概到了漢王朝的中後期，無論是大漢王朝的人們或者邊疆少數民族，就有了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明確區別了。但是，這樣的區別，不是“華夷之辨”的，而還是地緣政治的國家地理概念。
二，漢王朝的邊疆和少數民族管理問題
中國的邊疆和少數民族的管理，是從周朝就開始正式納入了政治議會科目了，這主要是因為在古代已經在客觀上已經存在了不同國民和部族的歸屬問題了。儘管周朝是採取的“一統天下”的地域政治管理理念，但是，這畢竟需要獲得不同國家和國民的互相認可，否則，這就難免國家之間和國民之間不發生衝突。
戰國時期，北方各國之所以修建長城，其實就是當時中原各國開始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區別于塞外居民和部族的表達。比如，當時的秦國修建的“秦長城”就達到了現在的甘肅蘭州的附近，而晉長城則達到了現在寧夏銀川一帶。但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北方“夷狄”們，則還沒有明確的國家，他們只是一個個的遊牧部族，一旦遭遇自然災害年景，他們部族之間就必須依靠互相殘殺和掠奪才能夠苟活下去。所以，當時的西北和漠北地區的各部族部落也不時會向中原挺進，而周朝的中原各國自然就要修建長城和塞防阻止這些北方遊牧部落的南侵，這樣，就慢慢地產生了所謂的不同“民族”和“邊疆”問題了。
大秦王朝就已經正式有了管理邊疆國和邊疆少數民族的職官機構了，漢承秦制，因此，漢王朝也有這樣的職官機構，“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複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並大鴻臚。”（《漢書‧百官公卿表》），“典屬國，秩中二千石”，這是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政府中的部長一職務，西漢時期那個曾經在匈奴生活了許多年的著名的蘇武，回國之後，就當過典屬國官員，這裏所說的“屬國”，就是指意的那些臣服於或者賓服於中國的邊疆諸國，同時也負責管理那些沒有臣服中國的外國事務工作。
漢武帝時期，典屬國職官有過改“大鴻臚，大行令”的名稱變化，到漢成帝之後，“大鴻臚”的名稱就沒有改變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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