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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碑銘彙編序言
序言
新界政務署長許舒博士
我很榮幸得到科大衛代表三位編者邀請我為香港歷史博物館新刊之《香港碑銘彙編》作序。此書為目前輯錄本港記載於石、鐵或木上之歷史文獻最詳盡者。
在中國史學史及中國文化上，碑銘之蒐集和研究都有很悠久的歷史。二千多年來，一直都有人收藏“金石”；而“金石”的記錄更常常佔省、府、縣等行政區域之文獻重要的部份。故此，本書之編纂實承繼着一個很長遠的學術傳統。不過，倘若從篇幅多少的角度來把本書之三冊與普通方志比較，顯然方志的收錄並不詳盡。大部份碑銘都是最基層地區之活動及成就的記錄。學者往往以為這個社會層面微不足道，而這個層面的碑銘亦因而未為方志收錄。
既然如此，為何現在需要搜錄這類文獻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現在並非生活於一個靜止的文化之中。在這方面我們與方志的編者不同。我們現在的生活與五十年前的舊傳統和生活都有了相當距離。既然舊傳統再不是我們生活方式之一部份，要捕捉它的平常面貌就需要下一番工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書編者和他們的學生不斷努力，將能夠在舊建築或津梁等地還可以見到的碑銘文字盡量抄錄下來。這項碑銘調查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因為經過大量的發展和建設，不少重要的碑銘已經不可能在原地見到。一般而言，廟宇重建時亦會失落不少碑記。有一位知名的長洲居民還記得，五十多年前，在他年青的時候，大石口天后廟的外牆上是有整行石碑的，但這些文物久已蕩然無存了。所以，除非我們認真地及時作出現存碑銘之調查，否則便機會難再。科博士亦曾證實，即使自此計劃開始以來，亦有若干碑銘散迭【佚】不存了。
這些從建築物——有部份從很偏僻地方之建築物——所找到的碑銘之價值，在於它們能夠提供所屬地方基層社會及地區相互關係之歷史資料。除非我們應用這類資料，或從其他更容易失去之文獻，如家族記錄、田土契約、商業帳簿等處得到所需的資料，否則我們便無法有信心地或詳細地重建前代社會之歷史。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經驗引證這一點。二十多年前，我決定寫一篇有關長洲的文章（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第三冊，1963年刊，頁88至106）。如果當時沒有引用數件富資料性的石碑，這篇文章肯定寫不成功。大部份石碑上找到的資料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即使部份資料能夠在其他地方找到，也沒有這些石碑的記載那樣集中。這些長洲石碑證實了長洲曾駐有中國海關及軍隊，亦常有戰船巡哨。軍隊中之官員亦有捐助長洲的公共建設；因而他們名列石碑上。從這類資料，我得到了較為深入研究的根據。
無疑，假如我們日後更努力去找尋，一定會發現更多石碑。從建築發展或舊屋之改建，也一定會有更多散迭【佚】的石碑重現。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顯示這些碑銘之重要性和鼓勵有興趣之人士繼續本書之工作。找到更多碑銘，我們可以對香港前代的歷史知道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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