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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銘
墓誌銘是一種悼念性的文體，更是人類歷史悠久的文化表現形式。墓誌銘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逝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對逝者一生的評價。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墓誌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記敘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蹟等稱為“志”；後一部分是“銘”，多用韻文，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讚頌。
墓誌是存放於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家、德行、學向、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歷史檔案，以補家族史、地方誌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誌斷代的確證。墓誌銘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關於它的起源，縱說紛繁，但墓誌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應該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會．墓誌銘》書中就這樣認為，比較可信。
出處
明代徐師曾在《文本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年齡大小、籍貫、官級、功德事蹟的。銘是用韻文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文）或碑銘的。
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後也刻在石碑、金屬板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引申借鑒，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錫的《陋室銘》，至今傳誦。
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家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誌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袁可立）先世居鳳陽，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衛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文體風格
墓誌銘用於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於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讚揚死者的功業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偶爾），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大多）。主要是對死者一生的評價。
墓誌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撰寫墓誌銘，有兩大特點不可忽視，一是概括性，二是獨創性。墓誌銘因受墓碑空間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長，再說簡潔明瞭的文字，也便於讀者閱讀與記憶。因此，不論用什麼文章樣式來撰寫墓誌銘，均要求作者有很強的概括力。漢朝大將韓信的墓聯為：“生死一知已；存亡兩婦人。”寥寥十個字，高度概括出韓信一生的重大經歷。（節選自《應用寫作》月刊1996年第
6期《墓誌銘寫作摭談》）
墓誌銘為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蹟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於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誌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誌銘。
墓誌銘是給過世的人寫的。在古代，墓誌主要是把死者的簡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進墓穴裏，中國人講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後這些都是要寫進墓誌銘的，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現代，主要是記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後對人做一個綜合的評價。
墓誌銘和碑文的區別
“墓誌銘”一詞被普遍誤用和濫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關於墓誌銘，《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得很清楚：“墓誌：放在墓裏刻有死者生平事蹟的石刻。也指墓誌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尾的銘，也叫墓誌銘。”當今的誤用者和濫用者，他們並不知道墓誌銘是放在墓裏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錯稱為“墓誌銘”。
“墓誌銘”一詞被濫用，與很多人不瞭解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文化載體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嚴令禁碑，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託，於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誌銘形式。墓誌銘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簡述死者生平；後一部分是“銘”，即用韻語概括前一部分內容，並加以褒揚和悼念之意。墓誌銘又稱“埋銘”“壙銘”“壙志”“葬志”等，由這些稱謂也可看出它確實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時，方形墓誌成為定制，即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疊，刻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者在上為蓋。禁碑令廢除後，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於地上而墓誌藏於地下的格局。墓誌銘大行于隋唐時期，以唐代最為繁盛，出土的數量遠勝北朝。宋元以後，墓誌銘數量銳減。近代以來，西式葬法逐漸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誌銘之作漸衰。解放後，實行喪葬改革，喪事從簡，並推行火葬，墓誌銘失去了物質載體，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至於啟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開頭的《自撰墓誌銘》，其實是他生前以韻語形式表達的心跡，後來鐫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墓誌銘”。
前些年報上曾刊載《中山陵為何沒有墓誌銘》一文，提到“孫中山陵墓竣工後，樹立墓誌銘……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後，碑亭雖在，卻沒有墓誌銘”。吳小如先生曾在《文匯讀書週報》撰文批評，指出該作者“缺乏常識，故行文不免訛舛”，“墓誌銘雖刻在石上，卻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於地面之上的碑文是從不稱為‘墓誌銘’的。今傳世的歷代墓誌銘，都屬於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樹碑，應稱‘碑文’，若篇末加韻語，則稱‘碑銘’……立在碑亭中的應是‘碑銘’，而絕非‘墓誌銘’”。吳先生的糾錯言猶在耳，但是報刊圖書上的誤用和濫用依然不斷出現，實在令人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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