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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山姓氏源流》說到南雄珠璣巷
市政協文史委員會關於編印《臺山姓氏源流》一書的設想提出來之後，大家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追本溯源、數典念祖，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其對繁榮僑鄉文化，促進兩個文明建設，會產生良好作用，成書之後必將受到讀者的歡迎，建議要多印一些。為此，我們召開了一次有十七人參加的研討會，對如何編好該書，進行熱烈的討論，並達成共識。
早在1984年，由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出的《關於協助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中就指出：“家譜是國家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史、人物傳記、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等方面的資料，它不僅對開展學術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當前某些工作，也起著很大的作用。”1998年
1月19日，《人民政協報》發表文章，向學術界提倡加強社會史的研究。社會是由人構成的，是由人各自所屬的家庭、團體、宗族、行業、階層等大大小小的圈子所構成。研究社會史，就包括研究人口增長、遷徙和活動規律的人口史，以及家史、宗族史等史學分支。因此，大家認為，我們編印此書的目的，就是為研究臺山的歷史提供資料，為遍佈世界的臺山籍華人、華僑尋根問祖提供線索，籍此加強家鄉同他們的聯繫，鼓舞他們發揚傳統為家鄉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研討會對《臺山姓氏源流》一書的稿件提出三點要求：一、寫出各個姓氏的來源、繁衍及遷徙情況；二、基本上反映出各個姓氏在臺山居住分佈及人口之現狀；三、簡述該姓氏（著重臺山籍的）對祖國對家鄉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歷代（含當代）知名人物。對於第三點要求，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歷史悠久，人物眾多，而自己佔有資料有限，因此而造成的遺漏，特別是對一些當代人物，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就不容易擺平關係，會使人產生厚此薄彼的錯覺，還是以不寫為宜。最後，會議認為，允許保留個人意見，這一條寫或不寫、寫多寫少悉聽尊便。
臺山人究竟有多少姓氏呢？最近出版的《臺山市志》說是
150個，而根據1994年版的《臺山電話號簿》統計，則是 180個，要按上述三點要求寫出這 180（或
150）個姓氏的文章，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不能一下完成。為此，我們決定先易後難，第一冊寫出多少算多少，以後一步一步走下去，陸陸續續的出，相信終須會有完成的時日。而今，第一冊總算能同讀者見面了，在此僅向各位撰稿人和為本書提供資料的群眾以及支援本書出版的有關領導同志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收編了24篇文章，24個姓氏，其中包括馬、鄧、方、鄺、葉、馮、關、阮、朱、劉、伍、何、陳、李、余、楊、趙、梁、曹、黃、梅、龔、雷、譚，共約14萬字。
以上臺山各姓譜牒記載，大多是從南雄珠璣巷遷來的，且多與胡妃（或說蘇妃）有關。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避胡妃之難與97戶33姓的南遷，其實是發生於不同年代的兩回事，其發生的時間，前後相差競達幾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是前人在修譜時不加細察，而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了。
讓我們舉例先看看各譜的記錄：
曹氏譜載：先祖曹汝端于宋甯宗期間（1195～1224）因蘇妃之亂，偕同羅貴等97戶33姓，由南雄珠璣巷南遷而來。
六村陳氏譜記載：先祖陳猷於南宋開禧元年（1205）因避胡妃之亂由南雄珠璣巷首遷新會石頭後，再遷臺山；
沖泮陳氏譜記載：陳謨在宋乾道九年（1173）生於南雄珠璣巷沙水村，終於淳祐壬寅年（1242），因胡妃之亂，由南雄遷來古岡州新會杜阮，後由杜阮遷德行裏（即今臺山沖泮）。
劉氏譜載：因胡妃之亂……乃隨羅貴祖等97戶于宋開禧元年（1205）三月十六日南遷……
以上四譜記載的時間都在開禧年間。
而謝氏譜記載的卻是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麥氏譜和汶村陳氏譜記載的則是宋度宗鹹淳八年（1272年）因避胡妃之禍而南遷。
這樣，胡妃之禍發生的時間就有三個：高宗紹興元年（1131）、甯宗開禧元年（1205）和度宗鹹淳八年（1272）。這使我產生疑問：胡妃之禍是否實有其事？它究竟發生在哪一年？97戶33姓南遷，是否真的同它有關？
胡妃故事梗概，各譜的記載一樣，只是細節略有不同，其主要人物的名字略有出入，有的把胡妃寫成蘇妃，把黃貯萬寫成張貯萬，把羅貴祖寫成羅貴或貴祖。且舉謝氏譜為例：
宋季間，有宮人蘇氏，貌美性淫，貪私無已。一夕，上幸宮，失調雅樂，上怒，命下冷宮。時季宋宮禁不嚴，妃乃潛逃，無人知覺（引者注：另有一說蘇妃與東宮不合，越宮潛逃），自度不可複入，因扮作遊婦，混雜京省，蹤跡漂泊，所遇輒投。時有富民黃貯萬，系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人。貯萬備船運糧上京，遂得至關口市下灣泊船隻，備牲酬福。時有婦歌舞近前，似有獻媚之態。萬見女貌美，稍有意挑之，女即下船與萬言娓娓不已，願托以終身之事，因載而歸。後來上行敕複取蘇妃，而不知逃亡矣。上怒，敕兵部尚書張欽行文各省緝訪，經年無跡，乃複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貯萬所遇女子，即蘇妃也，已改姓，貯萬已納之為寵婦矣。一日其家人劉壯因隙出走，揚泄弊端，傳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詐謂民違法作孽，會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跡，密行計議，欲芟洗其地滅跡。偽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有賊作亂，流害良民，冒挾聖旨准行，以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地方，擇地建築寨所，聚兵鎮守，庶國泰民安等事。時貴祖（引者注：即珠璣巷貢生羅貴）有婿梁喬輝，現在京都任兵部職方司，得聞聲息，遂遣家人密報，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議，嚴行遷徙。時始興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億萬之眾，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璣裏居民九十七家，貴祖密相通透，團集商議，以為南方煙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處江山融結，田野寬平，及無惡勢把持之處，眾相開闢基址，共結婚姻，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即簽名團詞，赴縣陳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結引，立號編甲，陸續向南而行。”
那麼，胡妃（或蘇妃）之亂，是否真有其事，其發生的年代究竟如何？查（宋史？後妃列傳），從高宗到度宗
130多年間，均無胡妃（或蘇妃）其人，更無後妃逃出宮禁的記錄。而據《宋史？賈似道列傳》則載：“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記作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禦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這裏的胡貴嬪，是否就是各譜中記載的胡貴妃？若據此，則貴妃出宮確有其事。胡貴嬪出家為尼之後，再從寺廟中逃出然後為黃貯萬所得，這雖然是傳說，也是極有可能的。我們再來看麥氏譜的記載，就更為明白了：“溯我族由南雄下之始，據舊譜雲：宋度宗鹹淳八年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禦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毋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己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由是貴嬪出宮，作鈔化狀，肆行丐食。有南雄保昌縣富民張貯萬，運糧入京，船泊關口市。備牲酬福。此女下船乞食，衣雖襤褸，而豔異常人。張憐其無依，遂摯歸保昌牛田坊。……”
這裏的記載與宋史記載相符，由此可見，胡妃實于宋度宗鹹淳八年（1272）出宮，因避胡妃之禍而南遷的事，應發生在度宗鹹淳九年（1273）。這樣，因此事而南遷的當另有其人，而不是那97戶33姓了。
所謂“羅貴等97戶33姓集體南遷。”則是宋甯宗開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紹興元年（1131）的事。它早于胡妃出宮67年乃至
141年。據謝氏譜記錄的97戶33姓南遷“赴南雄府告案給引詞”和南雄知府鐘文達批文及南雄府引文所記，是紹興元年（1131）正月初十；而我市六村陳氏《提領月刊》所載則是開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同一件事，這兩姓的記載相差竟達74年。
為便於探討，我們看看兩譜所載的呈文及批文：
謝氏譜呈文
“赴南雄府告案給引詞”
保昌縣牛田訪十四圖珠璣村歲貢生羅貴，居民麥秀、李福榮，黃複愈等連名團為逃難俯乞文引早救生靈事。貴等曆祖辟住珠璣村，各分戶籍，有丁應差，有田賦稅，別無虧缺，外無違法向惡背良，為因天災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及今奉旨頒行，凡民莫敢不遵，貴等因思近處無地堪遷，素聞南方煙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遷移，今開居民九十七人團情赴大人階下，伏乞立案批給引文，經渡夾津岸陸，庶眾生早得路遷移安生有址，沾恩上詞。
紹興元年正月初十日團詞人羅貴等。
知府鐘文達批准文
查得貢生羅貴等九十七人，原系珠璣村屬人也，詞稱遷移之故，行慮集兵之擾，非有禁過之例，准案引行，此照通行，方至止處，即傳該掌官員，告下複引，毋違。
吏房文吏黃英茂行本府文引
嶺南道南雄府為逃難給行早救生靈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據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十四圖珠璣村貢生羅貴等連名呈稱前事內開：為天災人禍，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及今奉明旨頒行，築土設寨。因思近處無地堪遷，遠闡南方煙瘴地廣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遷移等情到府，據此案查民貢生羅貴等九十七名，非惡孳民氏。為此合就行給文引，批限起程，凡經關津岸陸，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處，合應行赴該府州縣立案定籍，繳報文引，以憑造冊，轉報施行。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給限四月二十日繳，吏房書吏黃英茂行。
而六村陳氏譜記載的呈文是：
具呈陳猷、羅貴祖等九十七戶為逃難乞給文引救恤生靈事：曆祖向居南雄珠璣巷，各分戶籍，有丁應役，有田賦稅，別無虧損，別無違法，向系循良，為天災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猶慮難周。今奉旨將裏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違。思忖近處，無地堪遷，聞南方煙瘴地廣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給文引，俾便遷行。開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
經知縣胡統化批准，又經府尹陳文達批道
陳猷羅貴祖等九十七家，原系南雄珠璣裏民，詞稱遷移之故，乃慮丁之憂，非幹遺禁之例，准案給引。
從以上兩例可見，97戶33姓集體大規模南遷，是發生于紹興元年（1131）或開禧元年（1205）的事；而其南遷的原因主要是逃避兵燹，即引文中的“築土設寨”或“將裏作寨”。所謂將裏作寨是將民居改作營房，朝廷要在這裏駐軍了，老百姓是奉旨南遷的。為此，我們可以斷言：發生於70乃至
100多年之後的胡妃之難，怎麼可能成為此次南遷的原因呢！
其實，珠璣巷人南遷，自北宋開寶元年（
968）就開始了當時中原大地“五代十國”戰亂頻盈，北人大量南遷。珠璣巷在南雄城北11公里，北距江西省大餘縣城32公里，旁靠湞江，土地開闊肥沃，物產豐富，是北人入粵的必經之路，而南雄城當年很小，占地只在
0.2平方公里左右，被稱為鬥城，不可能容納蜂擁而來的人群，南遷者只好在離城不遠的珠璣巷擇地而棲，條件較好者成為永久居民，條件較差者則稍事歇息即繼續南遷。後來人口增多，連部分在此世居者都加入了南遷行列，珠璣巷於是成為人群遷徙的中轉站。如此遷來又遷去，進進出出經歷了200
多年。這樣看。各姓族譜記載的南遷時間各不相同，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這二百多年間，有資料可查的遷徙達
130多次，其中大規模的南遷有兩次。第一次，人們為逃避金兵的殺戮而南遷，發生在北宋末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即靖康之恥（1127年）前後。金兀術擄走徽、欽二帝之後，又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率兵渡江南進。嶽飛領軍抗擊，收復了健康（南京）之後，又於紹興三年（1133年）領軍鎮壓江西省的農民起義。謝氏譜記載的97戶33姓的南遷，剛好發生在這兩次戰役之間的紹興元年（1131），處在北人南遷的大高潮之中。當時南宋初建，朝廷忙於對付外敵與農民起義，大局未穩，即使發生了妃子外逃也是小事一件，哪顧得上化大力氣去追查。而六村陳氏譜記載的是開禧元年（1205），離此已78年，當時全國局勢已相對穩定，南宋偏安一隅，呈現出繁華景象，人群大規模遷徙的事已不可能發生，相反，如果此時發生妃子外逃而引起追查則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史籍的記載恰恰不是這一年，而是67年之後的度宗八年（1272）處在另一次大規模南遷的前夕。第二次，人們為了逃避元兵追殺的南遷，發生在南宋滅亡前後，史載宋恭帝（趙顯）德祐二年，亦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臨安（杭州）。臺山海宴沙欄通亨村人巫岫雲就是在這一年棄官逃回家鄉隱居的。發生在此前三年的逃胡妃之難，難道其中不夾雜著一點戰爭的因素嗎？
關於此次南遷南海鶴園陳氏譜載：“宋度宗鹹淳九年癸酉歲（1273），懷王妃胡氏，逃于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珠璣巷，溺水，至次年引文查訪，民慮及難，各攜家逃竄荔枝山下者萬餘人，遂結竹為牌，順水漂流，乃狂風大作，牌散溺死甚多。”這裏沒有提到97戶33姓，可見是別一次南遷無疑。後人修譜時已是元朝，可能是出於對朝廷的避諱，或者是其他因素所致，大家竟把前後幾十年甚至百多年發生的事扯在一起，把各姓各有原因的南遷，都結到了胡妃的賬上，真是冤哉枉也。
不過，莫論是集體南遷還是個別南遷，也莫論時間遠近，來自南雄珠璣巷這一點卻是共同的，毫無疑問的。據《南雄文史》載，先後從珠璣巷南遷的有六十六姓，包括：羅、湛、鄭、張、尹、文、蘇、謝、陳、麥、盧、湯、溫、譚、趙、伍、曹、區、李、梁、霍、吳、胡、馮、蔡、阮、郭、廖、黃、周、孔、黎、何、陸、高、關、朱、鄺、淩、肖、司徒、屈、表、丁、龐、林、任、繆、鄧、杜、甘、石、孫、嚴、鮑、雷、楊、簡、唐、程、潘、葉、韓、魏、侯、姚等等。南遷後裔而今散居珠江三角洲和廣東各地，乃至海外。大家都回到珠璣巷探尋本族遷出的源頭，即使未能回去尋根，亦在心中對它作深深的懷念。為此，南雄成立珠璣巷南遷後裔聯誼會得到廣泛的回應，這絕非偶然。
人口的遷徙流動是永不停息的。中華民族是個勇於開拓的民族，不說別的，單說我們臺山人吧，從珠璣巷（包括其他地方）南遷而來，把原來的煙瘴荒蕪之地，建設成為今日繁榮興旺的僑鄉，不少人又從臺山遷出，到全世界各地去謀生、繁衍，而今蹤跡遍及83個國家和地區，以自己的智慧和毅力，還有自身的優良品質，融入了當地的人群。為當地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便是這種開拓精神的有力證明。
勇於開拓，四海為家。這是中華兒女的優秀品質之一。黃氏族譜有一首認宗詩說得好：
策馬登程出異疆，任從隨處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我們的祖先從珠璣巷遷來，如今我們已把臺山稱作家鄉了。有資料表明，新加坡國內人口中，華裔占了將近七成，其中臺山人占的比例不小。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華裔是不是已把居住國當成了自己的故鄉，我不敢斷定。但是各國華裔為了尋根，總會不遠萬里回到祖輩生活過的地方，仔細地看看自己生命的源頭。正如我們已把臺山稱作家鄉，卻還要經常講起珠璣巷一樣。美國華盛頓州長駱家輝在去年回到台山水步鎮尋根問祖，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而已。“日久他鄉即故鄉”，這是人口流動的一種趨勢，是歷史向前延伸的必然。但人們也總在不斷地詢問自己：我是誰？我來自何方？去向何處？明白了這一點，就會認同我們今天來編印這本《臺山姓氏源流》（第一冊），決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工作了。
本文作者簡介
陳日生，1939年
2月出生，鬥山鎮六村大灣村人。自小讀書，1959年畢業于昆明農校文山分校，先後當過農業局幹部、教師、農民、文化站幹部、大隊主管會計和市政協幹部。喜愛文學，現是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作家協會會員、江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臺山市文聯副主席、臺山文學會副會長、市政協副科長。1957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長篇小說《愛的復蘇》、詩集《大沙田放歌》、《望香港》、《金翅》（以上與人合作，筆名譚日超）和詩集《遠航》。個人資料已收入《廣東省作家傳略》、《中國文藝家傳集》第二卷、《詩歌辭典》、《中國詩家詩話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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